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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張欣

編輯 |  周鵬峰

設計 |  鄭嘉琪 梁俏

北京時間10月9日17時45分，諾貝爾獎經濟學獎花落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下稱“戈爾丁”）。至此，戈爾丁成爲諾貝爾經濟學獎史上首次獨享此桂冠的女性，此前的女性獲獎者均是與他人分享該獎。

“爲什么是她獲獎？”這是戈爾丁獲獎後人們發出的疑問。巧合的是，近日，戈爾丁在美國經濟研究局官網發布了一篇名爲《why women won》的論文。戈爾丁獲獎當晚，社交媒體上充斥着不滿的聲音——“諾貝爾經濟學獎變成了諾貝爾文學獎”“水分太大”“這獎項不就是政治正確嗎”，有業界人士表示：“這獎項，看不懂了”。

然而諾貝爾獎官方卻稱贊道：“通過梳理檔案、編制和校正歷史數據，今年的經濟科學諾貝爾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能夠呈現新的、並且常常令人驚訝的事實。”諾貝爾獎官方甚至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12條與戈爾丁相關的消息，介紹她的研究核心成果、研究亮點、獲獎趣事等。

事實上，戈爾丁並非首位因研究女性勞動而被授予諾獎的獲得者。1992年，加裏·貝克爾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將經濟學應用於家庭和家庭的各個方面，比如結婚、離婚、生育和時間分配。

“我一直把自己

看作是一名偵探”

“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偵探！偵探總是相信有一種找到答案的方法，而這就是我一直進行研究的方式。”戈爾丁在電話中對諾獎工作人員如此表示。她還調侃道，因爲自己手機無故中斷，所以無法參加新聞發布會，代替她的人應該分享到諾獎的一部分。有網友稱，戈爾丁是一個幽默感十足的人。

諾貝爾獎官方账號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稱，戈爾丁在接到電話得知獲獎後，吵醒了全家，並附上了她與丈夫勞倫斯，以及愛狗皮卡的合影。戈爾丁表示自己第一時間將獲獎消息分享給了丈夫，丈夫笑着稱贊她後，她讓丈夫出去遛狗、沏茶，她自己則需要准備新聞發布會。

戈爾丁獲獎後的照片   來源：諾貝爾獎官方账號

戈爾丁的官方社交媒體账號上只發過三次動態，一次是介紹新書，一次是轉發媒體對自己的報道。僅有一次分享個人動態是與愛狗皮卡的合影，配文是“看起來像個經濟學家。”

戈爾丁與愛狗的合影    來源：戈爾丁個人官方账號

戈爾丁於1946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現任哈佛大學Henry Lee經濟學講席教授，也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戈爾丁曾擔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美國經濟發展項目主任，NBER性別與經濟小組的共同主任。

哈佛大學官網稱，作爲一位經濟史學家和勞動力經濟學家，戈爾丁擅長通過歷史的鏡頭探討當前關注的問題的根源，其研究領域涵蓋女性勞動力市場、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等。

在哈佛大學的第一年，戈爾丁的學生打算討論他們對事業和家庭的渴望，對於學生的提問，1992年，她寫了《百年回首：大學對美國女性生活的意義》。幾年後，戈爾丁對此文進行擴展，於是有了《事業與家庭：女性大學生回望錄》，這兩篇論文是其代表作《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書的基礎。此外，戈爾丁還曾寫過《理解性別差距：美國女性的經濟史》、《女性延長工作年限：老齡化時代的就業增加》（與L. Katz合著）。

戈爾丁稱，幾十年來，她從未放棄過探索性別話題的興趣，特別是避孕藥的力量、成爲社會信號的姓氏變更、歧視的理論、男校的歷史以及“無聲的革命。”2014年，戈爾丁在美國經濟學年會發表演講“性別大融合：最後的篇章”，闡述了過去一個世紀女性取得的巨大進步，並提出實現性別平等必須採取的其他步驟。

戈爾丁獲獎運也非常不錯。2016年，戈爾丁獲得IZA勞動經濟學獎；2009年，爲表彰戈爾丁對勞動經濟學領域的終身貢獻，她被授予邁因塞獎。2019年，戈爾丁獲得BBVA知識前沿獎，2020年獲得內梅爾經濟學獎。2020年，因對“勞動經濟學的貢獻，尤其是對女性和性別收入差距的分析”，戈爾丁榮獲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獎”。

“收集了200多年的數據，

對檔案進行了深入研究”

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基於諾貝爾先生的原始遺囑設立的，而是由瑞典國家銀行在1968年設立的，被認爲是諾獎系列的一部分，但這並不妨礙其獎項的含金量。事實上，戈爾丁獲獎並非“爆冷”，早在十幾年前，戈爾丁就被視爲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潛在獲獎者。

整體來看，戈爾丁“首次全面介紹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的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別差距的主要來源。這項研究爲我們更好地理解性別差異提供了重要的見解。”諾貝爾獎官方稱。 

諾貝爾獎官方表示，戈爾丁“收集了200多年的數據，對檔案進行了深入研究，使她能夠展示性別差異在收入和就業率方面的變化以及背後的原因。”戈爾丁在接聽諾貝爾獎官方的電話中稱，雖然這是一件“髒活兒、累活兒”，但成爲偵探意味着帶着問題尋遍答案，並且偵探往往相信一定能夠有辦法找到答案。

“女性的選擇通常受到婚姻和對家庭的責任的限制，這是她的分析和解釋模型的核心。”諾貝爾獎官方總結道，並展示了戈爾丁研究的幾大亮點：

一、從歷史上看，大部分性別薪資差距可以解釋爲由於教育和職業選擇的不同導致的。然而，戈爾丁的研究表明，現在薪資差距的大部分在於同一職業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間，這大多發生在第一個孩子出生時。

戈爾丁是運用縱向數據追蹤個人長期生活和收入信息得出上述結論的，書中關於這一點的原話是“ 剛畢業的大學生男性和女性站在同一起跑线，隨着歲月的流逝，在大學畢業大約10年之後，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異才變得明顯。他們开始在不同的市場領域爲不同的企業工作。毫不意外，這一變化通常始於孩子出生的一兩年後，並且幾乎總是對女性的職業生涯造成負面影響。而性別收入差距也在婚後逐漸擴大。”

隨着時間變化，男女的收入情況

來源：諾貝爾獎官方账號

二、盡管二十世紀現代化、經濟增長和就業女性比例在增加，但女性和男性之間的薪資差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縮小。戈爾丁認爲，部分原因是年輕女性基於前幾代人經驗做出的決策，比如她們的母親在孩子長大後才重返工作（她們也可能效仿），這會影響女性一生的職業機會。

三、在二十世紀，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尤其在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女性的教育水平現在大大高於男性。戈爾丁證明，避孕藥的普及在加速這一革命性變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爲它爲女性的職業規劃提供了新的機會。

已婚婦女的工作情況，來源：諾貝爾獎官方账號

“女性一直在逆流而上，對抗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

在《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書中，戈爾丁按照“家庭”和“職業”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將不同年代擁有本科學歷的女性分爲五組，以案例和數據的形式深入研究了每代人取得的進步，以及數百年以來性別規範和職場結構的演變。

五組女性

來源：《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書中，戈爾丁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這些群體各具特色，但每個群體都向下一個群體傳遞了寓意深長的“接力棒”。

接力棒的正面激勵作用是，下一組女性會從上一組中吸取優點。譬如第五組女性顯著受益於第四組的先鋒女性，她們大批湧入法律、管理、學術、醫學等行業；接力棒還有警戒作用，比如第五組女性從第四組女性的經歷中明白，太過推遲生育是有代價的；第四組女性則從第三組女性的經驗中知道，重返勞動力市場困難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戈爾丁還提到“女性一直在逆流而上，她們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對抗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沒有人能意識到公平競爭環境最後的障礙是什么：我們的工作結構和我們的照看機制（照看、照顧孩子）。”

戈爾丁將性別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歸結爲——“貪婪的工作”，即時間靈活性很低的工作，比如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或管理人員經常要加班或隨時待命。“貪婪的工作”意味着爲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被拋棄，隨之迎來性別不平等，即我們一般會把更多的育兒責任交給母親，把更多家庭照護責任交給成年女兒。

貪婪的職位和靈活的職位

來源：《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注：假設一個工作安排靈活，不管員工每周工作多少小時，時薪都一樣；另一職位靈活性很低，工作時間越長，時薪就越高。菱形（貪婪職位）和圓點（靈活職位）之間的差異代表不選擇貪婪職位的員工每周要放棄的 。

如何改變制度以實現更大的性別平等和夫妻公平？戈爾丁認爲，要從改變貪婪工作和靈活工作的基本框架入手，即答案是必須要改變工作結構，比如推廣居家辦公，讓靈活的職位更加豐富、生產效率更高等。

戈爾丁的研究成果並非开天闢地，甚至看起來有些平平無奇，但這正是百年來被忽略的，需要我們“了解”的。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說：“了解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對社會很重要。由於克勞迪婭·戈爾丁的开創性研究，我們對未來可能需要消除的潛在因素和障礙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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