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沈怡昕/我的「金馬60」雜感:華語、女性、電影
11個月前
名家論壇》沈怡昕/我的「金馬60」雜感:華語、女性、電影
「金馬60」影展週末迎來頒獎典禮,六十週年的金馬,從展前台灣內部各方輿論、評論界的風聲,我們感覺到台灣此時此刻比過往更需要一個「華語」的論述,而台灣電影圈面對《五月雪》、《富都青年》等馬來西亞電影來勢洶洶之際「是否有一個馬來西亞浪潮」的提問也油然而生。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我的提問是這樣的:或許此時此刻此地,以台灣本島為中心、以漢語(普通話)為主流的我們,我們的影視產業,「語言別」真的是現在產業最急需區分的關鍵嗎?幸好,不少人互相提醒著我們,馬來西亞的粵語、華語、客語,與中港臺三地的語言口音的異同之處。影展開始前,對《五月雪》的崇高期待或許來自於張吉安《南巫》的崇高好評,作為對台灣新電影(以及一些阿比查邦風格)長鏡頭的繼承者的期望。或許,而這種對華語片下一個大師的殷切盼望,是否是以「語言別」作為劃界的一種主流思考,這種主流思考背後是否遺忘了金馬獎的另一個規章,即電影本身有著過半數華人地區電影工作者的條款,作為「華影電影」的另一種可能性。
這些熱烈的討論,是否反映了「我們」存在某種用語言作為武器的集體焦慮?
從展前台灣業界對《五月雪》、《富都青年》的焦慮,到各界對台灣「新導演」、「新片」的良莠不齊的各種(褒)貶,最近剛「被退休」的侯孝賢監製的兩部電影,零提名的《車頂上的玄天上帝》、七項入圍《老狐狸》(沒有提名最佳影片),是否象徵某種「舊的」「台灣新浪潮」運動繼承人的版塊,被新的影視製作人才如《人選之人》《疫起》林君陽、《紅衣》《鬼家人》程偉豪給取代?而剛在威尼斯影展取得最佳首部片的李鴻其《愛是一把槍》獲得金馬一項提名,頂著明星光環、中國製片與剪接師、台灣本土攝影師,以及超級低成本完成的特徵,也象徵著某種台灣電影特定刻板印象。或許我們的寫實電影、劇情電影、文藝電影,需要「做好」後製、需要講好故事、需要乘載倫常、需要開發本土星光、需要能夠被「營銷」(中國用語)、需要有足夠原創性、需要能夠反映作者生命深刻的經驗...。
另一個討論的焦點則是,台灣一直以來對粵語片(昔日商業類型片、今日文藝獨立片)的狂熱,從早先上映的香港導演、台灣製作《周處除三害》,第二場放映終於看到好評的粵語片《填詞撚》、早有各界好評在檯面下的《年少日記》,及正在港台院線《白日之下》。雖然不宜在此討論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電影製作者與電影市場,與(以前的)中華民國,現在的台灣,與我們的「電影市場」觀眾,之間各種方向上的經濟活動,但我還是想從「電影作為一個商業活動」這個角度,提問。
如果,電影「講自己的故事」是這麼重要,講好一個故事,絕對必然要用自己的語言。但,各地的電影創作者該怎麼面對台灣或以普通話、國語、漢語為主流的華語觀眾「看不懂」的提問?我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已經使用母語還需要字幕的電影觀眾群。這個人口龐大的群體中,諸如「我看字幕還是看不懂」、「這個字幕做得不太好」,這類的討論在海內外,院線或影展、劇情或紀錄片,都是常常被提到的狀況。最好的例子,就是最佳紀錄片入圍者王兵《青春(春)》在坎城放映時,「豆瓣」上的評價。但,「看不懂」,絕對是在金馬影展看各地商業/藝術/獨立製片最珍貴的體驗。畢竟「看懂」從來不該是我們理解別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對吧?
於是,本土電影工作者對「新馬入侵」這題的焦慮,究竟是來自語言的共通性,還是來自語言的陌生性?其實無論是哪種,會不會都是既以排除作為收納,以收納作為排除的手段呢?
再舉例一個容易被說「我看不懂」的狀況:在「50/50」幾乎快要被今年國際上部分策展人、影評人視為「too woke」的的一個論述運動中,綜觀台灣金馬獎今年有被提名的22部劇情長片中,女性導演佔了六部,其中導演國籍分別來自台灣、中國、香港。因此若要不忘記這個電影圈女性主義運動的初衷,即便以較低的門檻,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華語電影圈女性電影工作者創作長片的困難,絕對比國際還高。
以中國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畢業的黃驥導演為例,她與日本男導演大塚龍治合導的《石門》入圍了最佳影片,影片掛著日本籍去「威尼斯日」參展,先後去了威尼斯、紐約、台北電影節等影展,距離世界首映時隔一年,沒有太多院線上映,才來到金馬。黃驥曾獨自以首部長片《雞蛋和石頭》獲鹿特丹影展金虎獎,從第一部片開始,黃驥的電影都是絕對「沒有商業回收機制」的獨立製片;她的電影,至少她的製片人得接受,她們不是以「回收」作為開拍綠燈的信號。其金主都是以「影展」、「理念」在支持這樣一位女性導演的作品。「為什麼要拍不會賺錢的電影呢?」當然,中國獨立製片有「政治因素」所以國際與華語地區的投資人、觀眾都比較好理解問題所在。
這回《石門》以一個剛成年、抱著模特兒夢的未婚懷孕女孩,返鄉等待生產,以便「賣嬰兒」的故事,電影情節甚至順著「疫情」設計了將「時代」融入影像。作為黃導(與大塚導演)「女性三部曲」終章,面對現在中國巨大壓力,電影也無法道出什麼結論,但這份誠實至少已經獲得品味極度刁鑽的紐約影展選片人肯認。
望向其他政治經濟上沒有這麼巨大壓力的國家的作品,當然這些壓力其實不能這樣比較,,但在那些沒有太多苦難地區的女性故事,這些作品中,女性導演的作品無論商業或藝術,都比較容易被問,這個故事真的成立嗎?而這樣的提問,是從劇本剛寫完,甚至只有劇本大綱就在被提問。因為電影資金規模,沒有因為數位電影而變小,越來越興盛的提案、創投、國際合製、補助金、本土影視機構多方融資,為了安定金主、穩住明星與奢侈品等經紀公司的信心,總是要一直回答「觀眾在哪裡」。這當然,不只是「女性」的問題。而是整個「產業」,對電影這個媒介本身賦予的魅影。也就是說,因為各種意識形態,對「電影感」的錯誤認識,因為可以透過商業操作機制「解決問題」。
電影,尤其是女性電影,描繪的細膩思緒,本來就不能只用電影劇本簡單的文字來描繪,歷史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已經太多次告訴我們這件事,更何況文學圈本來不是一個性別太平等的圈子。
幸好,電影史上,在商業體制夾縫下,找到「非正規」方式「解決問題」的人從來不在少數。
舉例來說,香港曾經給過我們「香港新浪潮」經典類型電影,他們向來懂得這種輕巧的戰略。第二場放映後,一掃第一場日場放映的冷靜,終於獲得好評的《填詞撚》,由近日剛參與火熱影集《此時此刻》的香港導演黃綺琳執導,第二場應該獲得不少女性觀眾的淚水。已經搬家台北,嫁作台北人妻的黃導演,在這部看起來「太香港」、「太粵語」、「太XX」,還是太商業呢?《填詞撚》以非常獨特的在地性,面向香港觀眾,卻能來自自己早年「填詞人」的生命經驗,用電影這個危險的產業,去面對另一個早已凋零的香港產業。《填詞撚》對台灣人來說肯定不是一部容易閱讀的女性故事,但用自己的青春去碰撞產業的節奏,進而碰撞出更大的生命敘事,這點卻是能跨越語言的創作能量。
但在金馬獎的季節,走動在影展現場的「影迷」(肯定不少人有創作者或影視工作經驗),無論是否是影評書寫者,在自媒體的時代,人們常常常對女性電影、女性拍的女性成長故事,賦予標籤,一方面希望他們很藝術,一方面希望他們很好懂,實際上這些都電影作為一種「商業」無關,更與所謂「商業電影」的「商業性」無關。就像是我們對其他金馬影展「各國語言」入圍電影的期許,我們希望他們是漢語觀眾的我們能理解的,卻又希望他們跟「不夠好看的國產商業片」比,是更好看、更有教育意義、更深刻的故事。以上的標籤,都是本地觀眾在此時此刻,因為社會環境與氛圍,而對電影做出的投射。與電影本身無關。
當然,電影製作不可能置外於社會狀況。但一部電影製作需要時間,電影產業轉變需要時間,我們的電影製作者普遍年紀並不輕。儘管筆者今年有幸參與文化內容策進院「TCCF 創意內容大會」提案大會的經驗,在各種提案大會的環節,台灣本地優異的女性製片工作者,儘管可能不是一片的主製片人,但這些身懷優異外語能力的女性新銳,讓我們絕對可以相信本地工作者語言能力上面向國際的能力。那麼還在晉身中女性電影工作者,在職場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期望?大家對TA的想像又真的真實且實際嗎?大家真的都有拿出歷史數據就事論事嗎?
筆者也看了金馬「華語首映」的「短片B」,這是三組短片中唯一一組有女性短片的組別。這不是主辦方的用意,卻恰好反映了金馬獎最佳短片入圍的投遞送件者的組成、評選後被篩選出影片群狀態。短片是台灣的未來,而這三部短片,都是為了長片、影集做準備的作品。幸好,今年金馬獎最佳短片五部入圍,五部中有兩部是女性導演作品。
其實,真正非常女性的故事、LGBTIQ+的故事,實際上完全沒有想像中容易籌資,台灣最叫好叫座的男同志電影,由異性戀男性拍攝並入圍最佳影片,女同志執導的女同志故事《青春並不溫柔》並沒有獲得同等討論能量。我們再看看《燃冬》中,陳哲藝躲躲藏藏的同性戀情慾描述,或許這是因為儘管已經是「相當商業的」提案,儘管劇組方已經有相當完整的提案能力,但總是有更資深的、更旗艦的、更重量級的作者需要先被照顧;這時候前述的創作者時常會被問,這故事真的有更多的你嗎?你可以更有「創作感」嗎?。這時候,「硬做」、「簡單做掉」、還是「死也要做」,這樣的工作環境時常會誕生有毒的作品。而這些「毒」時常不是觀眾喜歡看到的。
在入圍最佳新導演的《這個女人》,這部描述一位住在北京深陷不倫戀的福建女子的故事,故事乙女主角從事的房地產產業的起落為像度,帶出私人與社會不同的「有毒」面向。這部片明明在不少紀錄片影展首映,卻因為是一部帶有劇情性的「偽紀錄片」,在金馬放映後令不少台北影迷朋友讚美「這完全是純粹的劇情片」。或許,也這種昭然若揭玩弄類型邊界的「惡意」變成跨越主流與另類的電影藝術鑰匙。《這個女人》由曾經的「馬來西亞新浪潮」發起人陳翠梅的「大荒電影」製作,由馬來西亞與中國聯合出品,這部題材生猛的中國電影,沒有龍標,或許與《石門》類似連放映上也「不考慮審查問題」。但筆者相信阿爛《這個女人》之於中國女性電影史具有獨特意義之外,更是承接了陳翠梅在「馬來西亞新浪潮」時期的作品《愛徵服一切》的那種奮不顧身的精神,替這個陳翠梅自己都宣稱已死的浪潮,時隔多年跨越各種疆界後,居然替「金馬60」傳奇年份增添一筆奇幻的色彩。
於是乎,筆者的關心,若不是能只是「性別問題」先行,卻也是,當「階級問題」在台灣不能聰明的談、族群問題必須要談得很小心,我們連性別問題也都要小心翼翼。在大選將至的台灣,在金馬獎頒獎前的台北,再一次,或許,最後讓我們都去看,怪一點、兇一點、聽/看不懂的電影,然後大家都開開心心,有什麼不好?畢竟誰不想拍一部沒有人討厭的電影?誰不想拍講自己的母語的故事?誰不想拍發自自己生命經驗的故事?
但電影就算不是高大上的藝術,作為一種表達形式,總會有人無法討所有人開心。於是,明白這件事的我,或許就是一個好的民主社會公民了。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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