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60」影展週末迎來頒獎典禮，六十週年的金馬，從展前台灣內部各方輿論、評論界的風聲，我們感覺到台灣此時此刻比過往更需要一個「華語」的論述，而台灣電影圈面對《五月雪》、《富都青年》等馬來西亞電影來勢洶洶之際「是否有一個馬來西亞浪潮」的提問也油然而生。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我的提問是這樣的：或許此時此刻此地，以台灣本島為中心、以漢語（普通話）為主流的我們，我們的影視產業，「語言別」真的是現在產業最急需區分的關鍵嗎？幸好，不少人互相提醒著我們，馬來西亞的粵語、華語、客語，與中港臺三地的語言口音的異同之處。影展開始前，對《五月雪》的崇高期待或許來自於張吉安《南巫》的崇高好評，作為對台灣新電影（以及一些阿比查邦風格）長鏡頭的繼承者的期望。或許，而這種對華語片下一個大師的殷切盼望，是否是以「語言別」作為劃界的一種主流思考，這種主流思考背後是否遺忘了金馬獎的另一個規章，即電影本身有著過半數華人地區電影工作者的條款，作為「華影電影」的另一種可能性。

這些熱烈的討論，是否反映了「我們」存在某種用語言作為武器的集體焦慮？

從展前台灣業界對《五月雪》、《富都青年》的焦慮，到各界對台灣「新導演」、「新片」的良莠不齊的各種（褒）貶，最近剛「被退休」的侯孝賢監製的兩部電影，零提名的《車頂上的玄天上帝》、七項入圍《老狐狸》（沒有提名最佳影片），是否象徵某種「舊的」「台灣新浪潮」運動繼承人的版塊，被新的影視製作人才如《人選之人》《疫起》林君陽、《紅衣》《鬼家人》程偉豪給取代？而剛在威尼斯影展取得最佳首部片的李鴻其《愛是一把槍》獲得金馬一項提名，頂著明星光環、中國製片與剪接師、台灣本土攝影師，以及超級低成本完成的特徵，也象徵著某種台灣電影特定刻板印象。或許我們的寫實電影、劇情電影、文藝電影，需要「做好」後製、需要講好故事、需要乘載倫常、需要開發本土星光、需要能夠被「營銷」（中國用語）、需要有足夠原創性、需要能夠反映作者生命深刻的經驗...。

另一個討論的焦點則是，台灣一直以來對粵語片（昔日商業類型片、今日文藝獨立片）的狂熱，從早先上映的香港導演、台灣製作《周處除三害》，第二場放映終於看到好評的粵語片《填詞撚》、早有各界好評在檯面下的《年少日記》，及正在港台院線《白日之下》。雖然不宜在此討論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電影製作者與電影市場，與（以前的）中華民國，現在的台灣，與我們的「電影市場」觀眾，之間各種方向上的經濟活動，但我還是想從「電影作為一個商業活動」這個角度，提問。

如果，電影「講自己的故事」是這麼重要，講好一個故事，絕對必然要用自己的語言。但，各地的電影創作者該怎麼面對台灣或以普通話、國語、漢語為主流的華語觀眾「看不懂」的提問？我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已經使用母語還需要字幕的電影觀眾群。這個人口龐大的群體中，諸如「我看字幕還是看不懂」、「這個字幕做得不太好」，這類的討論在海內外，院線或影展、劇情或紀錄片，都是常常被提到的狀況。最好的例子，就是最佳紀錄片入圍者王兵《青春（春）》在坎城放映時，「豆瓣」上的評價。但，「看不懂」，絕對是在金馬影展看各地商業/藝術/獨立製片最珍貴的體驗。畢竟「看懂」從來不該是我們理解別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對吧？

於是，本土電影工作者對「新馬入侵」這題的焦慮，究竟是來自語言的共通性，還是來自語言的陌生性？其實無論是哪種，會不會都是既以排除作為收納，以收納作為排除的手段呢？

再舉例一個容易被說「我看不懂」的狀況：在「50/50」幾乎快要被今年國際上部分策展人、影評人視為「too woke」的的一個論述運動中，綜觀台灣金馬獎今年有被提名的22部劇情長片中，女性導演佔了六部，其中導演國籍分別來自台灣、中國、香港。因此若要不忘記這個電影圈女性主義運動的初衷，即便以較低的門檻，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華語電影圈女性電影工作者創作長片的困難，絕對比國際還高。

以​​中國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畢業的黃驥導演為例，她與日本男導演大塚龍治合導的《石門》入圍了最佳影片，影片掛著日本籍去「威尼斯日」參展，先後去了威尼斯、紐約、台北電影節等影展，距離世界首映時隔一年，沒有太多院線上映，才來到金馬。黃驥曾獨自以首部長片《雞蛋和石頭》獲鹿特丹影展金虎獎，從第一部片開始，黃驥的電影都是絕對「沒有商業回收機制」的獨立製片；她的電影，至少她的製片人得接受，她們不是以「回收」作為開拍綠燈的信號。其金主都是以「影展」、「理念」在支持這樣一位女性導演的作品。「為什麼要拍不會賺錢的電影呢？」當然，中國獨立製片有「政治因素」所以國際與華語地區的投資人、觀眾都比較好理解問題所在。

這回《石門》以一個剛成年、抱著模特兒夢的未婚懷孕女孩，返鄉等待生產，以便「賣嬰兒」的故事，電影情節甚至順著「疫情」設計了將「時代」融入影像。作為黃導（與大塚導演）「女性三部曲」終章，面對現在中國巨大壓力，電影也無法道出什麼結論，但這份誠實至少已經獲得品味極度刁鑽的紐約影展選片人肯認。
望向其他政治經濟上沒有這麼巨大壓力的國家的作品，當然這些壓力其實不能這樣比較，，但在那些沒有太多苦難地區的女性故事，這些作品中，女性導演的作品無論商業或藝術，都比較容易被問，這個故事真的成立嗎？而這樣的提問，是從劇本剛寫完，甚至只有劇本大綱就在被提問。因為電影資金規模，沒有因為數位電影而變小，越來越興盛的提案、創投、國際合製、補助金、本土影視機構多方融資，為了安定金主、穩住明星與奢侈品等經紀公司的信心，總是要一直回答「觀眾在哪裡」。這當然，不只是「女性」的問題。而是整個「產業」，對電影這個媒介本身賦予的魅影。也就是說，因為各種意識形態，對「電影感」的錯誤認識，因為可以透過商業操作機制「解決問題」。

電影，尤其是女性電影，描繪的細膩思緒，本來就不能只用電影劇本簡單的文字來描繪，歷史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已經太多次告訴我們這件事，更何況文學圈本來不是一個性別太平等的圈子。

幸好，電影史上，在商業體制夾縫下，找到「非正規」方式「解決問題」的人從來不在少數。

舉例來說，香港曾經給過我們「香港新浪潮」經典類型電影，他們向來懂得這種輕巧的戰略。第二場放映後，一掃第一場日場放映的冷靜，終於獲得好評的《填詞撚》，由近日剛參與火熱影集《此時此刻》的香港導演黃綺琳執導，第二場應該獲得不少女性觀眾的淚水。已經搬家台北，嫁作台北人妻的黃導演，在這部看起來「太香港」、「太粵語」、「太XX」，還是太商業呢？《填詞撚》以非常獨特的在地性，面向香港觀眾，卻能來自自己早年「填詞人」的生命經驗，用電影這個危險的產業，去面對另一個早已凋零的香港產業。《填詞撚》對台灣人來說肯定不是一部容易閱讀的女性故事，但用自己的青春去碰撞產業的節奏，進而碰撞出更大的生命敘事，這點卻是能跨越語言的創作能量。

但在金馬獎的季節，走動在影展現場的「影迷」（肯定不少人有創作者或影視工作經驗），無論是否是影評書寫者，在自媒體的時代，人們常常常對女性電影、女性拍的女性成長故事，賦予標籤，一方面希望他們很藝術，一方面希望他們很好懂，實際上這些都電影作為一種「商業」無關，更與所謂「商業電影」的「商業性」無關。就像是我們對其他金馬影展「各國語言」入圍電影的期許，我們希望他們是漢語觀眾的我們能理解的，卻又希望他們跟「不夠好看的國產商業片」比，是更好看、更有教育意義、更深刻的故事。以上的標籤，都是本地觀眾在此時此刻，因為社會環境與氛圍，而對電影做出的投射。與電影本身無關。

當然，電影製作不可能置外於社會狀況。但一部電影製作需要時間，電影產業轉變需要時間，我們的電影製作者普遍年紀並不輕。儘管筆者今年有幸參與文化內容策進院「TCCF 創意內容大會」提案大會的經驗，在各種提案大會的環節，台灣本地優異的女性製片工作者，儘管可能不是一片的主製片人，但這些身懷優異外語能力的女性新銳，讓我們絕對可以相信本地工作者語言能力上面向國際的能力。那麼還在晉身中女性電影工作者，在職場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期望？大家對TA的想像又真的真實且實際嗎？大家真的都有拿出歷史數據就事論事嗎？

筆者也看了金馬「華語首映」的「短片B」，這是三組短片中唯一一組有女性短片的組別。這不是主辦方的用意，卻恰好反映了金馬獎最佳短片入圍的投遞送件者的組成、評選後被篩選出影片群狀態。短片是台灣的未來，而這三部短片，都是為了長片、影集做準備的作品。幸好，今年金馬獎最佳短片五部入圍，五部中有兩部是女性導演作品。

其實，真正非常女性的故事、LGBTIQ+的故事，實際上完全沒有想像中容易籌資，台灣最叫好叫座的男同志電影，由異性戀男性拍攝並入圍最佳影片，女同志執導的女同志故事《青春並不溫柔》並沒有獲得同等討論能量。我們再看看《燃冬》中，陳哲藝躲躲藏藏的同性戀情慾描述，或許這是因為儘管已經是「相當商業的」提案，儘管劇組方已經有相當完整的提案能力，但總是有更資深的、更旗艦的、更重量級的作者需要先被照顧；這時候前述的創作者時常會被問，這故事真的有更多的你嗎？你可以更有「創作感」嗎？。這時候，「硬做」、「簡單做掉」、還是「死也要做」，這樣的工作環境時常會誕生有毒的作品。而這些「毒」時常不是觀眾喜歡看到的。

在入圍最佳新導演的《這個女人》，這部描述一位住在北京深陷不倫戀的福建女子的故事，故事乙女主角從事的房地產產業的起落為像度，帶出私人與社會不同的「有毒」面向。這部片明明在不少紀錄片影展首映，卻因為是一部帶有劇情性的「偽紀錄片」，在金馬放映後令不少台北影迷朋友讚美「這完全是純粹的劇情片」。或許，也這種昭然若揭玩弄類型邊界的「惡意」變成跨越主流與另類的電影藝術鑰匙。《這個女人》由曾經的「馬來西亞新浪潮」發起人陳翠梅的「大荒電影」製作，由馬來西亞與中國聯合出品，這部題材生猛的中國電影，沒有龍標，或許與《石門》類似連放映上也「不考慮審查問題」。但筆者相信阿爛《這個女人》之於中國女性電影史具有獨特意義之外，更是承接了陳翠梅在「馬來西亞新浪潮」時期的作品《愛徵服一切》的那種奮不顧身的精神，替這個陳翠梅自己都宣稱已死的浪潮，時隔多年跨越各種疆界後，居然替「金馬60」傳奇年份增添一筆奇幻的色彩。

於是乎，筆者的關心，若不是能只是「性別問題」先行，卻也是，當「階級問題」在台灣不能聰明的談、族群問題必須要談得很小心，我們連性別問題也都要小心翼翼。在大選將至的台灣，在金馬獎頒獎前的台北，再一次，或許，最後讓我們都去看，怪一點、兇一點、聽/看不懂的電影，然後大家都開開心心，有什麼不好？畢竟誰不想拍一部沒有人討厭的電影？誰不想拍講自己的母語的故事？誰不想拍發自自己生命經驗的故事？

但電影就算不是高大上的藝術，作為一種表達形式，總會有人無法討所有人開心。於是，明白這件事的我，或許就是一個好的民主社會公民了。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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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名家論壇》沈怡昕／我的「金馬60」雜感：華語、女性、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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