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醫改死胡同?多所醫學院教授集體請辭 叫板政府
7個月前

  將罷工進行到底!已停工一個多月的韓國醫生群體,繼續與尹錫悅政府對峙。

  繼實習、住院醫師請辭,醫學院學生罷課後,韓國醫學院的教授們也將加入這場備受關注的醫改博弈。

  最新消息顯示,韓國最負盛名的醫學院——首爾大學醫學院教授從3月18日起集體提交辭呈。與此同時,由韓國20所大學組成的“全國醫科大學教授緊急對策委員會”15日晚舉行網絡會議,決定自本月25日起集體提交辭呈。

  韓國政府對首爾大學醫學院教授集體辭職的決定表示擔憂,呼籲守護患者“生命线”。

  因政府決定醫學生擴招,韓國首爾五大醫院實習和住院醫生2月20日率先开始全面停工,時間已近一個月。目前來看,無論是不愿復工的韓國醫界,還是持強硬立場的尹錫悅政府,雙方的對峙依舊沒有緩和的跡象。

  密切關注此事的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告訴第一財經,4月國會選舉在即,政府任何讓步,甚至屈服的形象毫無疑問對選舉是不利的,因爲八成以上的民衆支持此次醫改,這就意味着政府不會輕易與醫學界達成妥協。“韓國政府2月底發布返崗通牒後,離崗的醫生數量是增加的,說明通過脅迫的方式無法讓醫生返崗。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存在,除了給普通民衆看病本身造成困難,對韓國當前政府的政權穩定、醫學生培養方面都存在隱患。因此,雙方必須找到妥協的辦法。”

  醫學院教授欲提交辭呈

  首爾大學醫學院是韓國歷史最悠久、聲譽最高、實力最強的醫科大學之一,也是韓國唯一一所在全球QS排名中進入前50名的醫學院。該校擁有一流的師資力量和豐富的研究資源,是韓國醫療領域的領軍者。當這所韓國醫學院中的“NO.1”也選擇加入這場博弈,事態會如何發展?

  詹德斌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就要觀望全國其他醫學院的教授團體是否會聯合起來一起行動,“這會給尹錫悅政府造成巨大的壓力”。韓國全國醫科大學教授緊急對策委員會方面稱,參加此前網絡會議的20所醫學院教師決定從本月25日起陸續提交辭呈。

  不過參會的教授們表示,即使遞交了辭職書,也將盡全力治療患者。

  “尹錫悅政府不太可能對教授進行處罰,否則無法培養學生。畢竟醫學院擴招,需要大量醫學院教授,懲罰他們就與醫改的初衷背道而馳了。”詹德斌解釋道,“如果後續有更多醫學院教授選擇請辭,再加上已經停課的醫學生群體,將直接導致當年的畢業生斷層。政府在重壓之下不得不尋找妥協的方案。”

  除了患者可能得不到及時救治,受實習和住院醫師集體離職影響,首爾五家大學醫院每日虧損額已達數十億韓元以上(1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40萬元)。全國各地醫院叫苦不迭,紛紛要求政府擴大低息貸款規模。

  但當前韓國醫界與政府要尋找折中的方案並非易事。韓國保健福祉部和教育部已在2月底明確表示,從2025學年度起擴招規模從當前的每年3058人增至5058人,增幅約爲65%,“每年擴招2000人是根據醫療供需預測確定的最低數量,不是政府談判的數字”。但在醫生團體看來,首先需要討論的就是擴招的數字問題。

  韓國醫界緣何對每年2000人的擴招數量強烈不滿?詹德斌解釋說,就正常決策的合理性方面來看,一般會採取漸進性的改革,“無論從培養醫生的角度、教學資源,還是醫生的質量等方面來說,增幅超過65%的擴招,對後續醫生市場的衝擊肯定非常大。”

  從職業角度來看,醫生在韓國是最穩定、收入最高的群體。韓國保健福祉部和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2020年,在韓國醫療機構領取工資的醫生,年平均工資收入爲19.5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37萬元)。這一數據遠遠超過了歐洲的德國(18.77萬美元)、法國(9.89萬美元)以及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10.84萬美元)。

  一些批評人士認爲,醫療人員實際上是擔憂擴招計劃將導致他們的高收入減少。

  “尹錫悅認爲,是醫生供給不足才會導致(醫生)當前高收入的特權。因此從政府角度來說,不得不解決這一現象。”詹德斌說道,“這也是韓國普通民衆對這一事件的基本認知,所以尹錫悅政府才敢動用強有力的手段去應對。”當然,對韓國醫生團體而言,正是此前李明博和文在寅政府時在最後關頭的讓步,給了他們請辭的底氣。

  “韓國歷史上過去幾次醫改均以失敗告終。在尹錫悅看來就是政府在最後關鍵時刻的退縮導致。”詹德斌表示,“再加上他本人對勞工團體向來強硬、零容忍的立場,以及當前絕大部分民調顯示韓國民衆對醫學院擴招的支持,給了尹錫悅政府強硬的底氣。考慮到國會選舉在前,能做一件讓民衆滿意的事,顯然有助於支持率的提升。”

  韓國醫改還有哪些難點

  爲了有別於前任政府,醫改已成爲當前尹錫悅政府的重頭戲。如果說擴招的數量問題僅是停留於表面的導火索,對於更深層次的醫改,韓國醫學界與尹錫悅政府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大韓醫師協會緊急對策委員會媒體公關委員會委員長、醫協前會長朱秀虎認爲,許多依據證明韓國是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更方便就醫的地方”。比如,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據,韓國的人均門診次數爲每年14.7次,是OECD國家平均值的2.6倍,是世界上最多的國家之一。韓國的三個測量國民健康水平的指標,即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可避免死亡率,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高於OECD平均水平。

  大韓醫師協會2020年1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隨着人口出生率進一步降低,預計從2027年起,韓國將出現醫生供過於求的情況,2035年過剩人數可能達到7043人。

  “現在AI技術發展那么快,會在讀片等方面節省大量人力。醫生團體覺得政府沒有和團體充分討論,沒有在醫改中納入諸如AI等技術變革帶來的影響,意見徵求顯然不足。”詹德斌說道。

  醫生缺口的問題,在這場博弈中仿佛成了“薛定諤的貓”,同樣以人口老齡化爲背景,政府和醫學界得出相反結論。那么,韓國到底缺不缺醫生?

  詹德斌表示,從根源上來說,韓國看病難體現在急診和兒科,這兩大科室的醫生最爲緊缺。數據顯示,韓國全國醫院今年上半年兒科醫生的招收定員爲199人,但僅有33人報名,報名率史上首次跌破兩成。在過去6年中,因低生育率導致經營困難,韓國各地已經有超過660家小型的兒科診所關門停業。

  “韓國政府的想法是,只要增加醫生人數,肯定會有人分流至這兩個門類。但是,醫生團體認爲,之所以導致兒科和急診醫生緊缺,並不是醫生總體人數不夠。”詹德斌解釋道,“韓國的國民健康保險覆蓋率極高,幾乎是全民醫保。這就導致醫保報銷率高的基本醫療專科如兒科、婦產科、急診、外科等部門的收入相對有限,尤其兒科的醫療訴訟又特別多,導致醫學院畢業生畢業後往往選擇自費項目多、容易賺錢的整形科、皮膚科等。這些收入高、風險小的科室使得年輕醫生趨之若鶩,也是醫院盈利的主體。”

  此外,詹德斌還表示,在韓國,民衆看病有個習慣,都想去最好的醫院,比如首爾的幾個大型綜合性醫院,這就容易導致醫療資源擠兌,“其實韓國一些地方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療水平也很高,但鮮有患者。因此,對韓國政府而言,要推進醫改,扭轉民衆就醫的心態,也很關鍵。”

  韓國政府近年來多次提及地方社區醫療體系崩盤的危機。就在去年10月,爲解決地方兒科醫療擠兌、急診無門等基層醫療困境,尹錫悅政府推出“就地就醫型基本醫療服務創新战略”,放寬對地方國立大學醫院的醫生配額和人工成本限制,引導醫療人才流向基本醫療臨牀科室。但是,目前首爾醫療資源單極化的局面並未得到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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