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晚，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發生一起恐怖襲擊事件，這是20年來，俄羅斯遭遇的最嚴重恐怖襲擊，已造成500多人死傷；3月26日下午，中方企業承建的巴基斯坦开普省達蘇水電站項目車輛在途中也遭遇恐怖襲擊，造成5名中方人員、 1名巴方人員遇難；今年1月3日，伊朗東南部城市克爾曼市發生連環爆炸，現場造成84人遇難，284人受傷……隨着俄烏衝突、巴以衝突持續延宕，恐怖勢力似有重新擡頭跡象，更令人擔憂的是，曾經令全球同仇敵愾的恐怖襲擊，眼下卻成爲一些國家相互利用、加劇國家和政治陣營對抗的“武器”。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反恐問題專家李偉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表示，從目前的國際形勢及國際政治發展來看，國際反恐合作恐難恢復到昔日水平。

　　局勢動蕩 極端勢力借機回潮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3月25日報道稱，俄羅斯總統新聞祕書佩斯科夫當日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免受恐怖主義威脅。”

　　澳大利亞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EP）3月6日發布的《2024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顯示，2023年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8352人，相比前一年增加了22%，已經達到201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報告還指出，在2023年之前的幾年裏，恐怖主義一直在下降或保持穩定，然而在2023年裏，恐怖主義的增長百分比達到2012年以來的最高值，這種態勢反映出恐怖主義有重新擡頭跡象。聯合國副祕書長、反恐怖主義辦公室負責人沃倫科夫在3月2日的會議上指出，當前恐怖主義依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在巴以衝突、俄烏衝突等地區熱點衝突不斷升級、陣營對抗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國際恐怖主義與極端勢力找到了重新回潮的機會。對此，李偉以巴以衝突爲例分析說，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毫無底线地支持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恃強凌弱的做法，使得一些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組織出現了回潮的態勢，“巴以衝突令國際社會出現巨大分裂，實際上對於催生或刺激恐怖襲擊活動（回潮）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國際反恐研究中心（ICCT）在今年3月發布的《應對歐洲當前、新出現和新的暴力極端主義威脅的战略傳播方法》中警告稱，巴以衝突令全球暴力極端組織得以打开歷史、宗教和種族斷層，利用社群內現有的不滿情緒，加劇了歐洲各社群之間潛在的緊張關系。聯合國報告也顯示，當前恐怖主義威脅仍在全球繼續增加和蔓延，特別是在非洲。非洲地區已成爲“伊斯蘭國”“博科聖地”等極端組織恐怖襲擊的主要目標。

　　雙重標准 反恐變成對抗“武器”

　　比恐怖主義回潮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地緣衝突、陣營對抗加劇的國際大背景下，恐襲威脅和恐襲活動似乎已無法再像過往那樣成爲整合全球反恐行動的動力，反而成爲各政治陣營加劇衝突與對抗的“武器”。

　　盡管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IS-K）通過社交媒體宣布對此次莫斯科恐襲事件負責，並在3月24日發布了一段長達1分31秒的“第一視角視頻”佐證自己的惡行，但俄羅斯官方至今未確認恐襲的真正“黑手”。俄羅斯總統普京在3月25日晚表示，俄方知道這起恐襲是激進分子實施，但俄方更關心僱主是誰。

　　雖然美烏均發出聲明稱該事件與烏克蘭無關，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也堅稱“此刻沒有跡象表明烏克蘭、烏克蘭人牽涉其中”，但這遭到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的猛烈回擊。她斥問道：“華盛頓的官員有什么根據在一場悲劇之中得出某人無辜的結論？”按其論點，如果華盛頓方面掌握相關信息，應該與俄方共享；如果不掌握信息，就不應該以這種方式談論恐襲問題。

　　對此，李偉表示，美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反恐上實行雙重標准，只反對對美西方國家構成威脅的恐怖組織和活動，同時在反恐問題上使用工具主義的做法，利用恐怖組織來給一些國家制造問題和麻煩。

　　美國曾以反恐名義發動阿富汗战爭和伊拉克战爭。聯合國公布的數據顯示，阿富汗战爭迫使270萬阿富汗人逃亡海外，導致400萬阿富汗人在國內流離失所。美國布朗大學“战爭成本核算”項目稱，自2001年至2020年4月中旬，至少有47245名阿富汗平民在這場战爭中遇難。該項目聯合主任斯蒂芬妮·薩維爾譴責說，盡管美國已經撤出阿富汗，但阿富汗人民仍在承受战爭的後果。

　　“維基揭祕”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2010年曝光大量阿富汗和伊拉克战爭期間美國的外交電報和美軍機密文件，揭露美軍战爭罪行，美國隨即對他提出17項間諜罪名和1項不當使用電腦罪名的指控。3月26日，英國高等法院宣布推遲裁決阿桑奇拒絕被引渡到美國的上訴案。中方對此表示，公平正義應得到伸張。

　　“名存實亡” 國際反恐合作恐難繼續

　　李偉指出，國際反恐合作早已“名存實亡”。當前俄羅斯和西方的對立、西方國家的利益、全球化等諸多問題都在制約國際反恐合作。“美國在國際反恐中所處的地位很重要。在相繼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後，美國本土遭遇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低，美國在全球的反恐有所收縮，再加上近來國際政治陣營的分界线越來越明顯，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國際反恐合作。”

　　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俄及世界各國攜手應對恐怖主義，國際反恐合作得到了長足發展。2001年11月，聯合國發布第1377（2001）號決議，宣告國際恐怖主義行爲是21世紀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個最嚴重的威脅，是對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挑战。2002年，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基於《北約-俄羅斯成立法案》成立，在預防恐怖襲擊事件中取得成效。曾任北約政治事務和安全政策司俄羅斯和烏克蘭關系科科長的拉多斯拉瓦·斯特凡諾娃也公开肯定了俄羅斯對國際反恐合作的貢獻。

　　然而2014年克裏米亞危機發生後，北約與俄羅斯漸行漸遠。盡管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曾在2015年呼籲西方與俄羅斯盡快开展反恐合作，俄總統普京也在2017年表示俄羅斯與北約應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但雙方一直未能達成共識。俄羅斯總統新聞祕書佩斯科夫3月25日表示：“打擊恐怖主義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需要全面的國際合作。但是在目前這個對抗最激烈的時期，此類合作完全沒有得到充分落實。”

　　莫斯科恐怖襲擊事件向所有國家敲響了警鐘，加強國際反恐合作迫在眉睫。在全球反恐合作無力推進的背景下，地區反恐機制或許大有可爲。俄總統普京曾表示，上海合作組織在調解地區爭端方面正开展積極的工作，在強化地區反恐方面的作用不斷提高。

　　李偉也指出，中國在整體的國際反恐合作上起着積極促進和示範性的作用。“中國不僅是主張全球的反恐合作需要進一步加強，也在不斷推進上合組織等區域性組織的反恐合作。”

　　本報北京3月28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戴瑤 記者 趙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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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恐襲回潮 國際反恐合作該如何重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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