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在加沙地帶中部城市代爾拜拉赫，人們聚集在以軍襲擊現場附近。 新華社 發（裏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 攝）

　　正如現代奧林匹克之父皮埃爾·德·顧拜旦在詩歌《體育頌》中寫道，“啊，體育，你就是和平！”，奧林匹克運動會誕生之初就帶有和平色彩。20世紀末以來，奧林匹克運動會借由奧林匹克休战這一手段進一步成爲融合體育與奧林匹克理想、推動世界和平的盛會。奧林匹克休战的傳統源自古希臘，這項傳統於1992年在現代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得以恢復，此後多次實現了休战進而推動衝突的和平解決。

　　2023年11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024年巴黎奧運會和殘奧會奧林匹克休战決議，規定巴黎奧運會开幕前7天至殘奧會閉幕後7天爲休战時間段，即2024年7月19日至9月15日爲巴黎奧運會和殘奧會的休战時間。法國總統馬克龍7月22日視察巴黎奧運會奧運村時，呼籲在奧運會舉辦期間“實現全球休战”。

　　但是，巴以衝突、俄烏衝突持續延宕，短期內未有衝突和平解決跡象，8月5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西方援助的F-16战機已運抵烏克蘭並投入战鬥；而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日前在伊朗被刺殺，使得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也如箭在弦。奧林匹克休战再次遭遇現實阻礙與考驗。

　　奧運休战的前世今生與成功實踐

　　古希臘是一個尚武的民族，其國家形態是以城邦爲單位的分散小國。各個城邦之間頻繁發生領土爭端與政治鬥爭。鑑於持續衝突對士兵體能與身體素質的高度要求，體育競技與賽會比武被視爲培養士兵的有效途徑。公元前775年，古希臘正處於長時間的城邦战爭中，國王伊菲托斯擔心古希臘王國就此滅亡，在求助“先知”德爾菲後，決定採取以下策略：定期舉辦體育競賽，並在競賽期間命令城邦嚴格休战。

　　公元前776年的春天，第一屆奧林匹亞賽會順利舉辦。主辦城邦伊裏斯托派出了三名傳令官（ theoroi），去往各個城邦傳達賽會消息，要求各邦遵守《神聖休战協定》，也就是古代的“奧林匹克休战”：賽會期間各城邦對內對外战爭必須停止，仇殺、強盜等暴力行爲也被禁止，以保障運動員、官員和觀衆往返奧林匹亞的安全。當時，《神聖休战協定》在熄滅城邦間战火、緩和地域衝突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共舉辦了293屆，歷時1170年。直至公元393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爲國教，認爲古奧運會有違基督教教旨，是異教徒活動，翌年宣布廢止古奧運會。

　　在此之後，奧林匹亞賽會沉寂了1500余年。1870年普法战爭期間，出身法國貴族家庭的顧拜旦見證了战爭的慘烈。成年後，顧拜旦致力於奧林匹克運動的復興以及推動和平理念。1889年，他借助巴黎世博會發起一系列關於體育與和平的大會，並於1890年領導建立了法國體育協會聯盟（USFSA）。1894年，顧拜旦組織了巴黎（奧林匹克）代表大會，與會的78位代表有一半以上參與過和平運動，其中六位代表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顧拜旦始終以和平與休战作爲振興奧林匹克的出發點，在他的推動下，奧林匹克賽會以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形式在1896年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奧林匹克休战也隨之回歸。在一段時間內，奧林匹克休战的主要形式是由奧委會提出的國際倡議與呼籲。

　　在1992年之後，國際奧委會看到了休战對衝突降級的促進作用，意識到休战需要更強的約束力來保證其效果。1993年奧委會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奧林匹克休战的正式申請，並順利通過。這一舉動爲奧林匹克休战加上了聯大的保護與約束，並爲現代聯合國與奧委會聯合實現奧林匹克休战打下了歷史基礎。

　　如今，奧林匹克休战主要通過兩個組織聯合達成並確保其效力：國際奧委會與聯合國。由奧運會主辦國政府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休战決議，再由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通過，各國在協定過程中互相監督，督促落實，成爲了奧林匹克休战的主要實現形式。

　　在已舉辦的29屆現代（夏季/冬季）奧運會中，奧林匹克休战的實施體現出不同的成效。1994年的利勒哈默爾冬奧會與1998年的長野冬奧會是兩次奧林匹克休战的成功實踐。在兩個案例中，奧林匹克休战的實現路徑與歷史過程得以展現。

　　在利勒哈默爾奧運會期間，盡管世界仍存在局部的地區衝突，但是綿延許久的波黑战爭出現了一個月的休战時間，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正如薩馬蘭奇在利勒哈默爾奧運會閉幕式上所期望的，在1995年11月，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與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的政府達成了停火協議，奧林匹克休战真正地延續到了奧運會結束以後。

　　在1998年長野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奧林匹克休战的實現是國際外交和體育精神共同作用的結果。1991年海灣战爭停火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687號決議，規定伊拉克“銷毀、清除生物、化學和核武器；用於开發他們的機械和設施；射程超過150公裏的導彈設施”。但1997年，伊拉克拒絕聯合國觀察員和美國武器檢查人員進入本國進行武器檢查，美伊緊張關系加劇。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進行了緊急的外交斡旋。

　　同時，長野奧委會也對奧林匹克休战的實現進行了相當的外交努力。日本也與美國進行了談判，希望美國在冬季奧運會期間避免對伊拉克採取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此進行了溝通。對此，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回應了日本的關切，她表明美國理解日本對於奧運會期間可能發生的敵對行爲的擔憂，並呼籲日本提供協助，以確保伊拉克遵守武器檢查的規定。最終，各方的努力至少避免了美國在長野冬奧會期間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

　　長野冬奧會奧林匹克休战的成功落實，得益於聯合國的領導作用、國際奧委會的積極倡導、參與國的外交努力，以及體育精神的普遍吸引力。盡管休战決議本身不具備強制性，但它所體現的和平理念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足以對國家行爲產生影響。這一案例展示了在國際危機中，通過外交途徑和國際合作，實現臨時和平的可能性。

　　有學者總結道：國際社會對奧林匹克休战的呼籲，可能促成了更持久的和平，盡管實現這一和平的條件尚未得到充分探索。

　　奧林匹克休战何以實現？

　　奧林匹克休战得以實現的因果機制復雜，它的實現既可以歸因於個體情感的累積，也可以逐級上升爲集體感知的變化、國家互動的結果與國際社會的共同認知。

　　（一）個體情感：民族仇恨與競技體育的宣泄作用

　　战爭常伴隨着各民族間的仇恨，但競技體育提供了一種宣泄民族情緒的和平方式。通過比賽的勝負輸贏、體育成績的較量，民族間的對抗情緒與緊張關系得到了一定緩解。奧運會期間，不同國家與文化的運動員在賽場上的交流與合作，有助於打破刻板印象，增進相互理解。這種體育精神的傳播有助於降低民族仇恨，弱化了國家內部升級衝突的情感動因，進而爲和平解決衝突創造了條件。

　　（二）集體感知：秩序感與战爭的反秩序本質

　　正如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論》中所言，人類理性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和平共處，奧運會正是這一“理性”的體現。奧林匹克休战所倡導的秩序感，體現在對競技規則的嚴格遵守和對公平競爭的不懈追求上，這與战爭的混亂和破壞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奧運會這一和平的背景下，战爭的混亂本質被進一步凸顯，從而增強了公衆對战爭的反感情緒。奧運會期間，世界各國的運動員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展現人類的積極面貌與友好精神，這種秩序感與和平精神的傳播，使得战爭的不合理性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國家層面，權力機關要做出战爭升級的選擇會被加上更多“不合理性”的標籤，將面臨更多的質疑和反對，從而降低了國家內部對战爭的支持度。

　　（三）國家互動：國際關注與國際聲譽

　　現代战爭往往不是孤立的衝突，而是涉及到多國相互援助的復雜互動。奧運會是世界範圍內的體育盛事。奧運期間，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體育賽事上，國家也愿意將更多的資源與關注投入到奧運會中，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參战方的關注甚至是援助。失去國際關注和支持的參战方還要面臨期望和平的國內民意壓力，爲實現奧林匹克休战提供了現實基礎。同時，正因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和平與友誼的象徵，其間國際輿論對和平的向往與反战傾向會對參战國施加輿論壓力。一旦有誰選擇在奧運會期間升級战爭，極有可能被國際社會貼上“好战分子”的標籤，並更容易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

　　奧林匹克休战在當下的困境與挑战

　　2024年巴黎奧運會正在進行，然而，烏克蘭危機卻仍在繼續，巴以衝突也遠未解決。顯然，聯大的奧運休战決議並未能暫停战火的燃燒。由此也可見，奧林匹克休战的呼籲和倡議在當下遭遇了更大的現實阻力和苦難。這種困難主要源自國際衝突的復雜化、國際社會的分裂以及體育競賽政治化三個因素。

　　（一）國際衝突復雜化

　　如今，國際衝突主體和衝突方式多元化的復雜情形不利於奧林匹克休战的達成。一方面，以聯合國爲依托的奧林匹克休战對於國家行爲體（或近似國家行爲體的衝突方）有更強的約束力，但對於非國家行爲體約束力較小。以巴以衝突爲例，大量國際非政府武裝和非國家行爲體的介入，使得停战談判與調停格外困難，限制了奧林匹克休战的效用。另一方面，以反战條約爲載體的奧林匹克休战對常規战爭的約束力更強，對多樣化的新型战爭方式約束力較小。認知战、網絡战等新型衝突方式廣泛應用於俄烏危機與巴以衝突中，嚴重影響战場進程的同時，也爲實現奧林匹克休战制造了困難。

　　（二）國際社會的分裂

　　國際社會分裂表現爲國際行爲體之間逐漸失去共識，從而使國際和約的達成失去了精神上的基礎，使得以奧林匹克休战爲代表的國際條約更難以實現。從利勒哈默爾冬奧會與長野冬奧會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奧林匹克休战的成功需要國際社會多方的協調與努力，需要在各國相互監督、國際奧委會與舉辦國共同合作的情況下達成。但無論俄烏還是巴以的衝突發展無一不彰顯着國際社會共識的缺失。例如，在巴以衝突方面，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公然在聯大中撕毀聯合國憲章。這一舉動不僅顯示出其對聯合國的蔑視，更體現了國際社會在關鍵議題及其解決方式的分歧，這對依托聯合國和國際協作的奧林匹克休战面臨巨大的挑战。

　　（三）體育競賽政治化

　　體育競賽的政治化將部分國家排除在奧林匹克體系之外，使得奧林匹克休战喪失了原有的“普世和平”的理念，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奧林匹克休战的國際聲譽。近年來體育政治化的傾向愈發明顯，尤其反映在俄羅斯近年逐漸被奧林匹克體系邊緣化，甚至被排除在外。在巴黎奧運會中，國際奧委會明確取消了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國家隊的參賽資格。直到2024年上半年才做出部分規則修改：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個人選手可以以中立身份參加比賽，但仍不允許以國家身份參與比賽。這一政策調整沒有改變巴黎奧運會將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排除在外的事實。而這種做法，使得奧林匹克休战實現的難度大大增加：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奧委會在近年已經將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定義爲“不遵守《奧林匹克憲章》”的國家，這進一步削弱其參與奧林匹克休战的動機。

　　綜上所述，奧林匹克休战使得衝突降級的機制在現實層面中遇到來自復雜的國際衝突、分裂的國際社會與政治色彩更加濃厚的體育競賽三重挑战。今年的奧運盛會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但我們未能看到彼此敵對的人們暫時停止廝殺。哈尼亞在伊朗被暗殺更是爲延宕已久的巴以衝突平添變數。鑑於奧林匹克休战在當前面臨的困境，它不會成爲伊朗報復以色列的障礙，但也許我們可以期待它能爲伊朗推遲行動提供一個正當性說明。

　　（康嘉峰、蘇若林：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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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曾不止一次成功實現的奧運休战，爲何在當下變得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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