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年後,重讀馬可·波羅的“China Travel”
1個月前

  在位於北京的中華世紀壇世紀大廳內,有一幅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室內環形浮雕壁畫,名爲《中華千秋頌》。從悠悠遠古到我們親歷的時代,這幅鐫在石頭上的長卷,用200多個人物,勾連刻畫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壁畫上,這些在中國歷史星空劃出過耀眼光芒的人物中,有兩位外國人,一位是利瑪竇,另一位就是我們要講的主角——馬可·波羅。

  2024年是馬可·波羅逝世700周年,也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夥伴關系20周年。7月26日至11月24日,由135件中意文博機構珍藏的展品構築起的“傳奇之旅:馬可·波羅與絲綢之路上的世界”文物展覽,在中華世紀壇藝術館靜候知音。展品包括抄本、油畫、雕塑、珠寶、陶瓷、錢幣、玻璃制品、紡織品、插畫等類型,均出自13世紀至20世紀——正是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向西方开啓瞭望東方文明的大門、亞歐大陸跨文化交流就此浩浩湯湯的歲月。

  在7月29日的展覽开幕式上,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現場致辭中表示:馬可·波羅對中國的描述鐫刻在《馬可·波羅遊記》不可磨滅的篇章中,讓人們了解到當時的歐洲很少有人能夠想象的復雜而有序的文化。

  馬可·波羅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外國人”之一,他也親身經歷了那場廣爲人知的“China Travel(中國遊)”。700年之後再看這段旅程,我們又能看到什么?

  傳奇之旅

  馬可·波羅的東方之旅,起源於他的父親尼科洛·波羅和叔叔馬泰奧·波羅。

  這對威尼斯商人兄弟,爲了東方巨大的商業利益,於1259年第一次前往中國。1265年,忽必烈接見了波羅兄弟。這位東方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向兩位“第一批來中國的拉丁人”提出,請他們的教皇遴選100名精通教義和天文、地理、算術、音樂等的傳教士,派往自己的帝國。

  波羅兄弟返回歐洲,忠實地履行着忽必烈的囑托。然而,由於教會內部的種種原因,當他們再次啓程時,沒能帶上100名傳教士同行。但這次重回東方之旅,注定要在歷史上留下印記——他們帶上了17歲的馬可·波羅。

  三人從地中海沿着陸上絲綢之路,踏入了中國的版圖。他們經過“盛產棉花、亞麻、谷類和酒”的新疆和田,跋涉過“從最窄處穿過也需要一個月時間”的戈壁沙漠,路過“有許多寺院,寺中供奉着各種各樣的偶像”的甘肅敦煌,從新疆哈密“向東北偏東方向騎行十日”後到達甘肅酒泉。走出河西走廊,他們又途經“位於沙漠荒原入口處”的內蒙古額濟納旗,繼續向汗八裏——當時中國的都城前行。

  在新疆吐魯番,他們見到用山中开採來的石棉纖維制成的火浣布,“投入火中不會燒壞,而是像雪一樣潔白”;在甘肅武威地區,商業和制造業的繁榮令他們稱贊不已,“這裏還出產最優質、最值錢的麝香”,據稱,馬可·波羅還曾將產出麝香的瞪羚的頭和腳帶回威尼斯……

  後來,馬可·波羅奉命多次出京執行公務,也正因此,他的足跡得以西至川藏、東達蘇浙、南抵滇閩,不僅走遍中國東西兩线,還奉命訪問過越南、緬甸、老撾、泰國、菲律賓等國,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般“行走中國”的程度,確實讓馬可·波羅堪當“大旅行家”之名,也讓他算得上是學界眼中“較爲完整地講述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故事的第一人”。

  山西大同,“商業十分發達,各種物品都能制造”;陝西合陽,“出產大量的絲、姜和我們的世界幾乎不知道的許多藥材”;陝西西安,“是一個大商業區,以制造業著稱,盛產生絲、金絲織物和其他綢緞,各種食物也都十分豐富”;四川成都和岷江,“河中百舸爭流,運載着大批的商品來往於這座城市”;雲南麗江,“附近有一個大鹹水湖,珍珠產量極其豐富”“鄰近有一座山,盛產綠松石”,還出產“鹽幣”;山東濟南,“商業發達”“實在是居住的好地方”;從山東到江蘇,“沿途商業市鎮與城堡不斷”;福建泉州,“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买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

  如果說這位“邊走邊誇”的旅行家有所偏愛,那么最讓他醉心的城市,可能就是浙江杭州。“一切街道都是用石頭和磚塊鋪成的……所以旅客行走各處,不會被污泥弄髒雙腳”;運河交通發達,“各種大小橋梁的數目達12000座”,還有人工石砌的溝渠排水。“毫無疑問,該城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

  效力多年,3位威尼斯人已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最終,借由護送闊闊真公主前去波斯伊爾汗國成親的機會,波羅三人踏上了回家之路。

  一走就是25年,歸來已是家鄉“異客”。1295年的一個黃昏,取道海上絲路的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經過日復一日的海洋漂泊後,終於抵達了威尼斯的石鋪碼頭。他們的雙腿還不怎么適應堅硬的陸地,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他們的穿着有些另類,說話還帶着外地口音;他們記憶中的家鄉已經變樣,回家也能迷路……終於,他們找到了自家的大門。

  狗狂吠起來,來應門的人拒絕三人入內。原來,在那個“從前慢”的時代,25年音信全無,讓威尼斯的親朋以爲波羅家的三位男丁已不在人世。經過長時間的辯論,馬可·波羅三人終於證明了“我是誰”。這座宅子真正的主人,回來了。

  三位歸人召集親友,在家中設宴。他們在席間更衣,而將先前穿的花緞長袍、天鵝絨袍裁成塊,分送給親朋好友。他們解釋,這是蒙古人的風俗。

  他們的衣縫衣褶裏,還藏着大量的紅寶石、金剛石、珍珠、翡翠等奇珍異寶。波羅一家的財富和奇妙旅程成了當地人熱議的話題,他們的宅邸被稱爲“百萬宅”,馬可·波羅被呼爲“百萬君”,他的遊記也有了外號——百萬之書。

  而《馬可·波羅遊記》,並不是馬可·波羅本人“寫”的。回到家鄉後,馬可·波羅因卷入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海战而被俘,在獄中,他向獄友——比薩作家魯斯蒂謙口述了自己在東方的傳奇見聞。魯斯蒂謙發揮小說家的才能,採用當時流行的法國騎士傳記文學的浪漫寫法,將馬可·波羅口述的見聞寫成了一個奇幻宏闊、引人入勝的世界。遊記問世後,在數月之內風靡意大利,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歐洲快速、廣泛地傳播,甚至被冠以“世界第一奇書”之名。

  开眼看東方

  在“傳奇之旅”展覽上,首先映入眼簾的展品,是法國國家圖書館珍藏的《寰宇記》(《馬可·波羅遊記》又名),羊皮紙,手抄本,197幅精美插圖均爲手繪。另有一件展品,相傳是馬可·波羅隨身攜帶的《聖經》,據稱需使用30張羊皮才能制成。在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的造紙術還沒有在歐洲大規模地流傳开來。

  這個注腳,折射出《馬可·波羅遊記》的潛台詞——开眼看東方,向東方學習。

  馬可·波羅用一種“仰視”的筆觸,詳細描繪了“大汗雄偉壯闊、前所未聞”的宮殿。寬闊的廣場,堅固的宮牆,儲藏軍用物資的角樓,飾以鎏金盤龍及各色彩繪的建築,窗戶上玲瓏剔透的玻璃,“到處都是美麗的動植物”的皇家園林,出入水口都安裝有金屬制格柵、“以防魚類流失”的人工湖,“像一塊棋盤那樣”嚴整又精巧的城市布局……這些描述讓我們不難想象,當時那個東方帝國的都城氣象,給馬可·波羅帶來了怎樣巨大的震撼。

  汗八裏(今北京)人口和商業的繁榮,也令馬可·波羅不吝溢美之辭。“城內和近郊居民的人數之多,以及房屋的鱗次櫛比,是世人想象不到的。”“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都會集中在這個城裏,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這裏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爲僅馬車和驢馬運載生絲到這裏的,每天就不下千次。”

  城外的永定河和盧溝橋,也令馬可·波羅傾心描述。在他口中,永定河貨運繁忙,通向海洋;盧溝橋匠心獨運,可見大理石雕成的贔屓且“每根望柱頂上都雕有獅子”,精美絕倫,舉世無雙。

  馬可·波羅不是“只會欣賞風景”的普通旅行者,他像一位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記錄着各地的自然風貌、物產、社會制度、文化、風俗、宗教、家庭觀念等,讓他的遊記超脫於個人體驗,具有知識價值。這種價值,讓當時的人們得以眺望世界多姿多彩的另一邊,也讓後世的人們得以看見歷史彌足珍貴的另一端。

  譬如,他詳細介紹了中國的驛站制度,包括驛站的選址、陳設、馬匹如何畜養、信差如何交接、官吏如何管理等,以體現驛站傳遞信息物品、提高行政效率的功能;

  他還敘述了朝廷的賑災制度,豐年從百姓手中收購谷物存放於儲備糧庫中,細加保管;遇到荒年,這些儲備糧就派上了用場,再加上減免稅收,“努力使人民能夠自食其力、增加財產”;

  還有中國的稅收制度、駐防軍制度,杭州的打更報時制度,福建德化瓷的制作工藝,河北滄州地區如何“生產出大量的鹽”等,馬可·波羅都一一詳加描述。他的記述像“東洋鏡”,也像“說明書”,將當時中國的先進制度和技術,向西方世界推廣。

  “對中世紀的歐洲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巨量的東方知識,起到了空前的啓蒙作用。”馬可·波羅研究專家、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姬慶紅說,“它大大开拓了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富庶的東方圖景也激起了西歐人對東方的強烈向往,對新航路的开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379年的《加泰羅尼亞地圖》和1459年的《弗拉·毛羅地圖》中便有不少《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地名,且繪制出了東亞海岸线,打破了“世界極東是不能到達的封閉沼澤地”的傳統觀點。

  15世紀,著名航海家克裏斯托弗·哥倫布正是懷揣着《馬可·波羅遊記》,帶領着幾艘小船橫渡大西洋的。他在手中的那本遊記中,做了264處標注。“可以說,馬可·波羅和他的遊記,客觀上加快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使得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姬慶紅說。

  人類史上西方人感知東方的第一部著作,它向整個歐洲打开了神祕的東方之門——這是對《馬可·波羅遊記》公認的、廣爲人知的評價。

  一旅千年

  在“傳奇之旅”展覽現場,講解員朱宏被觀衆圍在中間。他俯身問一個跟着媽媽來看展的小女孩:“你知道馬可·波羅嗎?”

  小女孩今年7歲,靦腆地笑着說:“我聽說過這個名字。”

  朱宏很感慨。“在中國,馬可·波羅的名字家喻戶曉,但除了‘旅行家’的頭銜,大部分人對他知之不多。”

  在朱宏眼中,馬可·波羅是一個聰慧的人,他在很短時間內就學會了韃靼人的禮儀舉止,會說4種語言,博聞強識;他也是一個善於與人交往的人,深得皇帝信任和喜愛,處事得體;他還有着开放的心態,對多元文化和信仰保持着尊重、理解、學習的態度。

  如果讓馬可·波羅自我評價,他很可能不會將自己定位爲“旅行家”,而是一位商人。通過他的遊記不難發現,他對各地市場、商品非常感興趣,幾乎在介紹每座城市時都會涉及當地物產和商業貿易,在來東方的沿途中,他和父親、叔叔也一路從事貿易,在中國也從未停止經商。

  “威尼斯聖馬可圖書館中珍藏的5份檔案證明,馬可·波羅在回國後仍繼續從事源自中國的麝香貿易。他的遺產中還有白色蠶繭等中國特色的物品,說明他也可能從事盈利頗豐的絲綢生意。”姬慶紅介紹,馬可·波羅在元朝宮廷內作官商代辦,能從中周轉謀利,再加上他獲贈的大汗或貴族的賞賜,傳說中在中國積累的巨額財富,很可能是真實的。

  繚繞着這本遊記的,還有一團自它在西方流行开來就生成了的“迷霧”——這本書裏說的究竟是實話,還是神話?馬可·波羅真的經歷過一段東方傳奇之旅嗎?

  彼時的中國,擁有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全國建成27個天文觀測站,郭守敬修訂的《授時歷》領先公歷300年。市集商貿繁榮,鄉村人丁興旺,繪畫、雕刻、鑄銅、陶瓷和建築術已得到相當的發展,造紙術、活字印刷術的成熟使得各類書籍流行於世,紙幣也流通甚廣。而西方社會,尚未從中世紀的蒙昧中蘇醒過來——兩個“世界”的對比,怎能不讓馬可·波羅的故鄉人感到不可思議、難以置信呢?

  1324年,馬可·波羅臨終之際,在面對生平最後一次質疑時回答:我所說之事,未及我親身見聞的一半。

  馬可·波羅口中“可以打碎當柴燒的黑石頭”,其實就是煤炭;“和人頭一樣大”的印度堅果,是椰子;和真金白銀一樣效用的“輕飄飄的紙幣”,在中國各地保存完好。借由絲綢之路以及東西方日益頻繁而全方位的交流,如今我們早已明白,那些曾經絕難想象的“神話”,正是寶貴的文明多樣性,是互學互鑑的源頭活水。

  “‘傳奇之旅’展覽的意大利語名稱,可以直譯爲‘認識之旅’。”意大利駐華使館文化參贊菲德利克說,“馬可·波羅的旅程以及絲路上的交流,加深了東西方文明的相互認識。”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會用“25天的路程”形容西涼王國(今甘肅武威地區)的面積,用“向東北方走3天就到達了上都”描述城市方位。這些表述,也都有着濃濃的“用腳步丈量”的味道。

  在《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也存在一些謬誤。譬如,馬可·波羅正確表達了中國人“用12年一周期來計算時間”,但十二生肖的前四位顯然不是他所說的“獅牛龍狗”;書中稱忽必烈聽取了波羅兄弟的建議,制造投石機,從而攻取了襄陽城,而事實上襄陽被蒙古佔領時,波羅一家正在來中國的路上。

  這些謬誤,可能由於馬可·波羅記憶的錯誤,也可能出於魯斯蒂謙小說的筆法。“目前,學界認爲,馬可·波羅雖有誇大失實或自我吹噓之詞,但他所言基本符合事實,多得到中國史籍的印證,甚至有些還補充了中國史書記載的不足。《馬可·波羅遊記》在中西交流史上的資料價值之高,怎么評價都不爲過。”姬慶紅說。

  對中華世紀壇藝術館策劃總監蔣海梅而言,策展的過程也是重新認識馬可·波羅的過程。“不能只把他看作歷史人物,他是旅行家,是商人,他开放、自信、包容、利他、向善,他對中國文化很喜愛。”頓了一頓,她接着說,“我是這么理解的,但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馬可·波羅吧。”(記者王若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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