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舊金山10月17日電　題：波音裁員凸顯美國制造“心衰”之痛

　　新華社記者吳曉凌　於榮

　　美國波音公司近日宣布計劃全球裁員約1.7萬個崗位，與全球航空制造的高需求形成強烈反差。事實上，今年以來，波音負面消息不斷，多型號飛機出現安全事故，罷工裁員接踵而至，生產經營虧損加劇，新款機型推遲交付，市場評級幾近淪落爲“垃圾級”……美國媒體不禁感嘆，波音“正從糟糕走向更糟糕”。

　　曾經是美國制造之“心”、曾經反映美國制造之“興”的波音，如今四面楚歌，不僅暴露企業的安全與監管問題，更反映出整個美國制造業深受“空心化”“政治化”之累。美國政府違背規律、一意孤行的“強行振興”，難免造成一些行業氣血淤堵的衰竭之痛。

　　2024年6月18日，在美國華盛頓，波音CEO戴夫·卡爾霍恩在國會出席“波音破碎的安全文化”聽證會。新華社記者劉傑攝

　　從精益求精，到四面楚歌

　　今年年初，一架阿拉斯加航空的737 MAX 9型飛機發生嚴重事故，導致聯邦航空管理局暫停了該機型的生產。調查發現，波音在生產過程中存在質量控制和員工培訓方面的嚴重缺失，聯邦航空監管也被認爲不夠有效。

　　7月初，波音宣布與美國司法部就2018年和2019年的兩起737 MAX型客機致命空難“原則上”達成認罪協議。今年以來，波音還遭遇多起訴訟：除航班乘客對波音提起集體訴訟外，連波音股東也提起集體訴訟，稱波音將利潤置於安全之上。

　　9月中旬起，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廠約3.3萬名員工罷工，勞資雙方迄今未就薪酬問題達成協議。罷工持續一個多月以來，波音的商業飛機生產基本停擺，大量資金儲備被消耗。

　　波音此次宣布計劃在全球範圍內裁員約10%，涉及崗位包括高管、經理和普通員工。波音同時宣布再次推遲交付777X型客機至2026年。除此之外，波音今年還出現高管外流以及因該公司“星際客機”飛船發生故障導致兩名美國宇航員滯留空間站等尷尬局面。

　　波音陷入經營困境，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紛紛考慮調整對該公司的評級。標准普爾表示正考慮將波音的評級下調至“垃圾級”。上個月，穆迪已表示考慮採取類似舉措。惠譽也強調波音經營風險增加。　

　　美國資深記者、作家彼得·羅比森在《盲飛》一書中指出，波音在1997年收購競爭對手麥道後，迎合資本追求利潤的取向取代了此前精益求精的工程師文化。以盈利爲導向的轉變，讓波音對公司必要的管理和研發生產等都進行了壓縮和簡化。

　　這是2024年4月4日在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拍攝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飛機。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當日表示，波音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向其支付了約1.6億美元，以賠償“掉門”事故和737 MAX 9飛機停飛對這家航空公司造成的損失。新華社發（李建國攝）

　　雖愿望美好，但病根難消

　　波音和其他一些美國重要制造業企業當前面臨的生產和安全困境猶如一面鏡子，映射出美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過高、缺乏熟練技術工人、供應鏈斷裂等諸多問題。所謂重振美國制造，大多只能停留在口號層面。

　　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美國許多公司將生產外包到勞動力更具成本優勢的國家。以波音爲例，公司將大量零部件生產工作外包，僅承擔最終組裝工作，以最大限度保證公司的效益。但業內人士指出，波音過度依賴外包生產、忽視品質把控，造成產品競爭力下降。

　　在技術工人方面，制造業轉型升級需要高技能勞動力，但美國部分地區制造業技術發展與熟練工人供應不匹配，技術工人數量嚴重不足。新冠疫情後，市場對新飛機需求激增，包括波音在內的飛機制造企業需要新僱大量員工，特別是高級產業工人以穩步提高產量，技術門檻明顯更高。

　　在供應鏈層面，俄烏衝突及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等因素導致全球及地區供應鏈更趨復雜，增加了美國制造企業的運營風險。波音這類對先進技術和特殊材料有較高要求的制造企業對供應鏈要求更高。當關鍵材料供應受限或技術轉型面臨困難時，整個企業的生產進度和產品品質自然深受影響。

　　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評論說，美國制造企業去年起加大了新工廠的建設力度，尤其是在建造半導體工廠方面。這些進展雖然比想象的要快，但仍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2024年6月18日，在美國華盛頓，人們在波音CEO戴夫·卡爾霍恩出席國會聽證會期間舉牌抗議。新華社記者劉傑攝

　　由興衰轉向，看政策因果

　　波音“從糟糕走向更加糟糕”的經歷，不僅是企業管理教材，更反映出美國偏狹產業政策的諸多弊端，揭示“美國制造”興衰轉向的政策因果。

　　美國建國初期，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便提交了《關於制造業問題的報告》，着重強調發展制造業是國家經濟獨立的重中之重，該份報告中的前瞻性思維爲美國制造業的後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向外轉移導致工業產值佔比下降，引發社會各界對美國“去工業化”的討論。美國業界認爲，“去工業化”造成的“制造業空心化”會導致就業下降、生產率增長停滯以及創新環境缺失，不利於經濟長期發展。

　　爲解決這一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從奧巴馬的“再工業化”，到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再到拜登的“供應鏈韌性”政策，美國出台了不少重振制造業的政策，但路徑和策略有所不同。

　　在此過程中，面對新興經濟體在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領域的強勁發展勢頭，美國非但未從自身找原因，相反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及“長臂管轄”措施強拉制造業回流，催生生產成本上升、財政支出承壓、通脹高企、供應鏈受損等惡果，致使一些本已空心化的產業虛不受補、心力交瘁。

　　據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公布的調查結果，拜登政府雄心勃勃提出的制造業回流計劃實施兩年多來，清潔技術和半導體等領域的不少項目已陷入“難產”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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