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田飛龍:美國“民主領袖”地位爲何搖搖欲墜?
中新社北京1月19日電 題:美國“民主領袖”地位爲何搖搖欲墜?
作者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特朗普主義”的對華貿易战硝煙未盡,“拜登主義”的“民主战爭”又开始打響。無論是貿易战的“脫鉤”,還是“民主战爭”的“對立”,都是美國霸權的自私、任性而又虛弱的非理性反應。
美國政府於2021年12月9日舉辦所謂“民主峰會”,對美式民主及其話語權和霸權進行“再確認”,甚至要根據此次峰會結果啓動對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其他國家、實體與個人的制裁。美式民主在其國內表現爲政黨撕裂、社會對立和系統性種族歧視,並出現了民粹化和暴力化傾向,但其未加充分反思和節制,在國際上卻一再被用於幹預他國內政及詆毀他國民主形式的“價值緊箍咒”和“制度武器”。美式民主帶來了國內分裂和國際分裂,暴露出被利益集體和霸權勢力劫持的所謂“民主”已嚴重偏離正軌,逐步喪失團結社會與推進善治的理性功能。美國的“民主領袖”地位實質上已搖搖欲墜。
2021年9月18日,美國華盛頓,國會山附近有數百人集會,警方對國會大廈區域實施戒嚴,大批警察嚴陣以待,用於防範突發事件。當年1月,美國發生暴徒衝擊國會事件,造成惡劣影響。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
美國民主逐漸遠離民主初衷
由於美國“民主峰會”極強的战略針對性和政治敵意,中國和俄羅斯均有不同程度與形式的話語反擊和政治反制,國際社會也有很多國家、團體與個人對美國民主展开犀利、深刻和多角度的批評。美國的“民主峰會”帶有顯著的“新冷战”敵意,帶有對民主話語的壟斷性,帶有以民主爲武器繼續幹預中國內政(包括香港、台灣、新疆、西藏等議題)並尋求建立战略進攻性和挑釁性國際政治框架的意圖,對世界和平與全球化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中國於2021年12月4日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這個日子非常具有代表意義,是中國的憲法日。以民主詮釋憲法並引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整合性概念,是這份白皮書的重大政治意義和理論價值。12月5日,中國外交部發布《美國民主情況》報告,對美國民主的異化、缺陷和危害性予以法理和事實層面的揭露和抨擊。中美民主大辯論表明:一方面,中國民主進步了,敢於擺事實、講道理地和美國民主展开話語和制度競爭,讓人民評價,讓國際社會打分;另一方面,美國民主退步了,其“選舉中心主義”、利益集團綁架、民粹化和外部霸權化,導致民主武器化、工具化、教條化,逐漸遠離了對民衆“精准負責”的民主初衷。
美國的立國精神在於建構一種基於選舉民主的精英代表制,將大衆選舉與精英代表結合。《聯邦黨人文集》典型詮釋了美國民主的要義。美國民主後來經歷1829年的“傑克遜革命”而真正大衆化,經歷1860年代的“林肯革命”而真正平等化,再經歷1930—4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而實現一種包容性的憲法平權和社會整合,從而爲美國政治文明贏得世界性聲譽。美國民主也因此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強大甚至唯一的“範式”地位。侍強而驕,盛極而衰,美國民主在其巔峰期之後出現了帝國霸權化和背叛人民的道德退化,直至演變爲今日的內外異化的扭曲形態。對美國民主的理解與評判應客觀訴諸民主的歷史和價值的變遷,這有利於全世界正確診斷和應對美國民主霸權。
美國民主嚴重異化的七個表現
美國民主固然有其歷史成就,但也出現了嚴重異化:
其一,美國民主過度聚焦選舉而喪失對民主全過程和完整體系的關注和制度建設,人民的民主權利受到嚴重限制,人民對公共決策和立法的參與度和監督能力出現嚴重“赤字”。
其二,美國選舉民主受到金錢政治和壟斷性媒體支配,並與政黨政治的“分肥”機制連接,污染了選舉民主的“公共理性”形成過程,扭曲了民意的理性聚合與表達,導致選舉失真和失靈。
其三,美國民主的決策和立法受到既得利益集體的捆綁和劫持,在實際運行中出現了“否決政體”現象,政黨惡鬥和私鬥損害了議會民主制度的代表理性,無法有效傳遞民意和表達理性訴求,出現了選民投票率下降、政治參與冷感及嚴重的“民主疲勞症”。
2020年2月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衆議院發表國情咨文。當特朗普演講結束時,衆議院議長佩洛西隨即撕毀國情咨文講稿。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
其四,美國民主未能真正從社會觀念和制度層面解決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憲法上的“平權”規範受到各級政府、社會群體甚至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文化的抵制和消解,林肯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平等化議程並未結束,甚至在“弗洛伊德案”和“黑命貴”運動中出現逆轉。
2021年6月25日,美國紐約新落成的弗洛伊德塑像前,警方嚴陣以待。當日,明尼蘇達州亨內平縣法官宣布,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雷克·肖萬被判處22年6個月刑期。此前,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發全美乃至全球反種族歧視和反警察暴力執法的抗議浪潮。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其五,美國民主在選舉扭曲和精英掌控下,普通民衆遭受歧視和利益侵害,但缺乏民主權利和有效發聲途徑,缺乏嚴格和可執行的即時問責機制,依靠幾年選舉一次的民主遊戲根本無法實現“精准問責”,這導致美國的民主責任制邏輯鏈條產生內在斷裂,民主選舉和周期性輪替執政成了政治野心家和利益集團的“紙牌屋遊戲”。
其六,美國選舉民主及其運行的異化和缺陷,刺激選民產生嚴重的政治憤怒和民粹主義行動,“特朗普主義”就是典型代表,而“零元購”則意味着美國底層民衆對整個社會公平性和民主前途的絕望。
其七,美國民主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修復能力,但隨着民主話語的僵化和霸權化,美國的反思性越來越低迷與邊緣化,美國民主步入“老年僵化”的功能衰退期。
美國民主霸權化帶來災難而非福音
美國民主在自我異化的同時還出現了嚴重的霸權化,作爲其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軟實力支柱和實施工具。在《美國民主情況》報告中,中國充分揭露了美國民主的霸權化及其危害性。美國民主霸權化的基因來自1787年的聯邦黨人制憲,其國父之一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一篇中即宣稱美國要爲人類社會探索民主政治文明的典範。1823年提出的門羅主義相對歐洲是孤立主義,但在美洲內部卻成爲美國“民主幹預主義”的地區性嘗試和建立勢力範圍的法理依據,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成爲美國民主的“後院”,長期飽受非法幹預、制裁、顛覆、叛亂和社會分裂之苦,至今仍未能解脫。1917年的威爾遜主義和後來的羅斯福主義實現了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立法者”地位,美國的民主霸權基本形成並一再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制造“顏色革命”,強行傳播所謂民主福音。美國法治傳統中的“長臂管轄”同樣根源於美國民主的霸權性質,凌駕和破壞國際法原則與國際關系基本准則。
美國民主的霸權化總體上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的是災難而非福音。在美國的強制和誘導下,很多國家和地區“照抄照搬”美國民主,“生吞活剝”地試行選舉和多黨制,其結果是政治精英普遍成爲美國利益代理人,主權性資產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爲美國資本的獵物,民衆的民主權利和幸福生活遭受層層壓制和損害。美國民主霸權化及其全球性輸出,滿足了美國政治精英的道德虛榮心、利益集團的全球控制欲以及美國資本的市場化壟斷,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民衆卻成了最大犧牲品。阿富汗“民主”的20年,便是美式民主輸出失敗與所在國發展停滯的最新例證。
民主絕非任何一個國家的專利或霸權支柱
遺憾的是,從所謂“民主峰會”來看,美國政府並未從阿富汗撤退的政治失敗中警醒和反思,而是爲了維護其全球霸權變本加厲地濫用民主話語權,制造更加分裂的世界,客觀上有重新引入“冷战”的巨大風險和危害性。
總之,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的政治權利,絕非任何一個國家的專利或霸權支柱。美國的民主需要加入人類民主大家庭並保持謙遜和自我約束,否則恐將成爲人類民主進程的最大破壞者。
中國作爲社會主義民主國家,以完整的民主規範法理和扎實的民主制度實踐,對自身民主體系加以解釋說明,對美式民主進行客觀診斷和話語鬥爭,根本目的在於通過對中國民主的正當性捍衛來抵制美國民主霸權,堅定支持世界各國及各文明區域走出符合自身實際及人民福祉的民主道路,豐富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完)
作者簡介:
田飛龍,江蘇漣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曾赴瑞士弗裏堡大學聯邦制研究所短期訪學(2009.8-2009.9)及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爲憲法與政治理論、比較法與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理事等。譯有《聯邦制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2部譯著。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專著。國內“政治憲法學”流派青年學術代表、政府咨詢專家和公共專欄作家,與海外智庫、權威媒體等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互動關系,在海內外具有較高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入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文科青年拔尖人才計劃(A類,2019)和北京市國家治理青年人才計劃(第四批,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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