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經濟學家邢予青:全球價值鏈的祕密,藏在拆开的蘋果手機裏
1年前

編者按 近幾年,疫情不僅衝擊了全球經濟政治,也影響到了我們每個人。國際環境越發復雜,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種聲音此起彼伏。時代財經聯合新周刊硬核讀書會,攜手推出深度訪談欄目《銳見》,圍繞經濟發展和個人關切,與學者對話,傳達他們的理性和智慧之聲。

十年來,我國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

2012年至2021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量連創新高,從24.4萬億元人民幣增加到去年的39.1萬億元,增量達14.7萬億元,接近2009年全年進出口總值。

其中,在出口結構方面,2021年,我國出口21.73萬億元,其中,手機、電腦、集成電路等機電產品佔12.83萬億元,接近60%;而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僅有3.94萬億元,佔18.1%。

“中國出炸性增長的催化劑是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近日,日本政策研究大學經濟學教授邢予青接受時代財經專訪時談到,過去學界對中國出口創造的奇跡,多是側重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國內外貿易自由化進程,以及出口導向型外國直接投資等因素。 

但邢予青指出,中國出口成功的根源,在於中國企業積極參與了全球價值鏈,利用全球價值鏈的溢出效應,成功地實施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战略,推進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邢予青在其新專著《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中,從高科技產品生產和加工出口的具體價值鏈分析入手,揭示了中國出口與全球價值鏈之間的內在聯系。     

爲了研究中國進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邢予青拆解了四台智能手機。2010年,邢予青拆卸iPhone 3G,發現所有零部件都是外國的,中國只貢獻了6.5美元的組裝勞務費。到了2018年,邢予青再次拆卸iPhone X,發現大概10個中國企業生產的零部件融入了蘋果產業鏈,貢獻創造了104美元的附加值。這說明中國企業已經取得了沿蘋果供應鏈上的技術進步,並獲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順藤摸瓜,邢予青還發現了進出口貿易中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全球貿易的數據統計沿用了過去以國家爲單位的統計法則,在當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背景下,存在不科學之處。

在邢予青看來,應該重新建立一套貿易統計數據,真實反映以全球價值鏈爲主導的貿易現實。

“進入21世紀以後,全世界的貿易和產品的生產都是以價值鏈爲基礎的,任何一個產品都有不同國家的企業共同參與來完成,所以不能把一個產品的全部價值最終完全算成生產組裝國的出口額。”邢予青解釋道。

拆开看看手機裏面隱藏的祕密

時代財經:中國對外貿易取得豐碩成績,早在2009年,你就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的情況特別感興趣。爲了這一議題進行研究,還曾拆解過4部手機。請談談拆機後,發現什么有趣或值得注意的現象?

邢予青:這問題很有意思,拆機也是我研究全球價值鏈的動機和靈感的來源。

我拆解的第一部手機是iPhone 3G, 就是第一代蘋果手機。這部手機背後印了一行字:“D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assembled in China”。這句話的意思是,這部手機是由美國加州的蘋果公司設計、中國組裝的。我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經濟學家裏面第一個注意到蘋果手機背後這句說明語的。

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的點就在於,過去產品的原產地一般都印上“Made in China”,或者是“Made in USA”,蘋果公司爲何要標識爲“Assembled in China”?

我當時就猜想,也許這個產品的主要部件被運到中國後進行加工組裝處理的。這讓我有了把iPhone 3G拆开看個究竟的衝動。

大概2010年,我對這台iPhone 3G進行了分拆研究,結果發現裏面幾乎所有的核心部件,甚至簡單的技術部件都不是中國企業制造的。

中國的主要貢獻就是組裝,從組裝勞動中獲得了勞動服務費6.5美元,相當於整個iPhone 3G手機制造成本的3.6%。這讓我很驚訝!據我測算,當時中國對美國出口一部iPhone 3G手機,海關記錄的出口額大約爲179美元,但實際上這179美元的出口額中,只有6.5美元是中國創造的。中國爲美國加工組裝的包括iPhone在內的產品,都被現有口徑統計爲了中國的出口商品。

過了幾年,一些記者和學者就問我說,中國經過這么多年的組裝手機,是不是會有技術進步變化?中國企業是否已經能夠在蘋果的價值鏈上獲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2018年,蘋果出了第十代手機,我就把iPhone X拆解了。我發現中國企業確實獲得了更多附加值。iPhone X裏面,大概有10家中國本土企業提供除了組裝服務以外的其他的零部件,比如鏡頭、濾光片、電池,還有背後的不鏽鋼玻璃、喇叭等等。這說明中國企業已經取得了沿蘋果供應鏈上的技術進步,並獲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從數字上來講,在iPhone X裏面,中國在制造過程中獲得的增加值是104美元,這比iPhone 3G的6.5美元增長了15倍,比重也從第一代iPhone一开始的3.6%上升到25%了。

蘋果現在一年在全球賣兩賣2億部手機,如果每一部中國能夠獲得104美元,那是非常可觀的。

時代財經:爲什么後來又拆了小米和OPPO手機?

邢予青:後來又有學者人建議我研究一下中國手機的情況,因爲全世界手機五大品牌裏有三個是中國的品牌。爲什么中國的手機競爭力這么強,不僅可以和三星競爭,甚至還可以挑战蘋果?一個根本原因是因爲中國品牌的手機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OPPO手機的背後寫的是,“Designed by OPPO,Aassembled in China”,翻譯過來就是“由OPPO設計,在中國組裝”。這句話很有意思,蘋果公司不在中國,因此要強調Aassembled in China,OPPO本來就是中國公司,它爲什么要這么寫?

我猜想,第一,這是OPPO模仿蘋果手機的說明的標識;第二,OPPO是想告訴消費者,“OPPO負責的設計,中國負責的是組裝,但核心技術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它要讓消費者相信它的手機有最先進的功能。

拆了這些國產機以後就會發現,在制造過程中,中國企業貢獻的增加值大概只有15%。但如果我們把全部增加值按照零售價來估算的話,中國自己對國產手機的增加值貢獻大概在44%。

我後來提出一個理論,中國的手機產業實際上是遵循的非线性技術進步路徑。這些企業在技術上有一些難關克服不了,利用國際上現有的技術,例如芯片和操作系統,但是我們側重於產品的差異化,也就是品牌的打造和設計。這種非线性战略,讓OPPO和小米成爲了價值鏈的主導企業,在手機產業鏈上獲得更多的增加值。

《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作者:邢予青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年9月

現行貿易統計的“黑洞”

時代財經:由此你還發現了貿易統計現存的問題?

邢予青:更爲准確的說法應該是發現了現行統計方法是對貿易流,特別是雙邊貿易平衡的錯誤解釋和計算理解。

我們現在使用的貿易統計是假設一個產品的所有零部件、工序都是在一個國家生產的。

現在的情況是,幾乎所有的制造品包含很多外國生產的零部件或外國生產的增加值,那么當一個國家把外國生產的零部件組裝成制成品出口到其他國家時,出口貨值不應該都只算成這個國家的出口,應該算成所有參與這個產品制造過程的所有國家的出口。

以iphone X爲例,按照我的測算算法,它的制造成本總共只有410美元,其中中國貢獻了104美元。但當iPhone X出口到美國的話,中國海關認爲是向美國出口了410美元,美國也認爲從中國進口了410美元,但其實只有104美元和中國有關系。這就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被誇大的最好的例子。

時代財經:被誇大的程度有多大?

邢予青:根據2015年的數據,我們把它標准化處理,如果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是100元,那么實際只有56元是來自中國的。換句話就是說中國對美國出口被誇大了44%。

我認爲我們應該重新建立一套貿易統計數據,以真實反映以全球價值鏈爲主導的貿易現實。進入21世紀以後,全世界的貿易和產品的生產都是以價值鏈爲基礎的,任何一個產品都是有位於不同國家的企業共同參與來完成的,所以不能把一個最終產品的全部價值完全算成生產組裝國的出口額。

這不是簡單的“鬼把戲”或是鬧着玩的文字遊戲,而是事實上,中國並沒有收到那么多錢。中國組裝使用的很多零部件並不是向中國企業自己購买的,比如蘋果的零部件是由蘋果公司直接支付給世界各地廠商的。因此,中國向美國出口蘋果產品時,只從美國收到了與組裝勞動和國內企業制造的零部件匹配的收入。

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實際上被低估了。

聯合國貿易統計數據庫顯示,2018年,中國從美國只進口了價值400萬美元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需要說明的是,聯合國的貿易統計數據表是由每個國家海關提供匯報的。

據蘋果公司的數據,2018財年,蘋果公司在中國銷售了大概是520億美元的產品。這兩個數據是很有問題的,數量級差很遠,如果把這些進口的電子產品都算是蘋果公司的,蘋果在中國的實際銷售額是海關官方統計的12,000倍。 

那么問題就來了,蘋果在中國賣的產品是不是美國產品? 這些產品是否算作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盡管蘋果產品不完全由蘋果造的,根據我的研究,每一部蘋果手機的毛利率是60%。如果這部手機是1000美元的話,蘋果要賺600元,包括設計、品牌、操作系統等無形智慧產權。

這600美元就等於是蘋果公司向中國出口了無形資產與服務,但在目前的貿易統計裏,這種依托實際產品出口無形資產服務的貿易活動是不存在的。

出口的原始定義就是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產品和服務賣給另外一個國家,那么顯然蘋果是把自己的無形資產服務賣給了中國消費者。這類服務出口的數據根本就不存在貿易統計裏。

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向國際市場出口東西。用一個國家的國界來定義這個國家的出口,已經過時了。

全球價值鏈可能會縮短

時代財經:前三季度方面,我國進出口總值31.11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9.9%。在全球地緣衝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中國出口爲什么依舊強勁增長?

邢予青:這主要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有關系的,我在書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是說,過去20年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形成了以中國爲中心的全球制造業價值鏈。以中國爲中心並不是說中國企業主導全球價值鏈,而是由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度和深度決定的。

目前在國際市場上,任何一個產品都會找到由中國企業生產的Made in China一類, 這就是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度。深度就是規模,中國是全世界手機出口第一,電腦出口第一以及紡織品出口第一。

從這兩個角度來講,中國是全世界的制造業價值鏈中心。盡管這個中心現在遇到了一些問題,但目前還沒有形成較大的影響。

世界經濟恢復時,由於疫情被壓抑的需求被釋放出來,這種釋放出來的需求自然會導致中國出口和產能的增加。

時代財經:多年以來,全球價值鏈這一貿易形態能夠形成並運行良好,取決於什么樣的條件?

邢予青:全球價值鏈實際上是把各種產品的生產工序分布在不同的國家,因此最重要的環境就是自由貿易,或者說是貿易障礙低的環境。

比如出口產品質量安全合不合格?進口國有什么標准?需要什么報關手續?這都屬於非關稅壁壘範疇,需要一個相對自由的貿易環境。

爲什么中國能夠這么容易的融入全球價值鏈?這與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开始實施的加工貿易政策有關。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使得所有屬於加工貿易的產品都可以享受自由貿易。

當時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很低,對於從事勞動密集型的任務或者工序而言,中國應該是最好的地方。這樣的一個政策慢慢就延宕出價值鏈的形成。

例如,富士康到內地設廠,把中國變成了蘋果價值鏈的一部分;現在有100多個中國企業廠做耐克鞋,這些中國企業變成了耐克價值鏈的一部分;優衣庫90%的加工商制造商都在中國,它們自然就是優衣庫價值鏈的一部分;沃爾瑪在中國有大約48,000個供應商,這48,000供應商都屬於沃爾瑪價值鏈的一部分。

時代財經:當下,國際上鼓吹逆全球化,全球價值鏈是否可能收縮?

邢予青:現在國國際上討論最多的議題之一,就是呼籲加強供應鏈的韌性,希望未來全球供應鏈在遇到各種各樣的的衝擊時,也不會中斷。

加強供應鏈韌性的建議之一就是要讓供應鏈多元化,減少供應鏈在一個國家的過度集中。

疫情之後,很多國家都意識到它們沒有生產抗疫必須的醫藥和防護用品的工廠,無法滿足國民防疫的需要。未來許多國家會把這些基本的醫藥和防護用品歸爲療品,成爲國家家安全的一部分,利用各種政策鼓勵召回布局在國內生產。所以說,新冠病毒疫情會導致全球價值鏈自然縮短,變得區域化。

OPPO、小米、華爲的成功,按我的說法是通過“非线性技術進步”的策略實現的,得益於技術性非线性的價值鏈進步。但是,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必須在這些核心技術上有突破,依靠自己,自力更生創造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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