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新的一年到來，分析人士自然而然地將目光轉向今年以及未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前景。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將會得出清晰的結論：過去三年總體表現遠超歐美的中國經濟，將在今年進一步加速增長，而西方經濟體則將面臨增長放緩局面。

　　然而，一些西方評論人士近來參與到不以事實爲基礎的宣傳中，實在令人感到驚訝。在沒有仔細研究經濟現實的情況下，他們就公开聲稱：中國經濟面臨大問題，與之相比，西方經濟體表現優異。比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中國經濟看上去“在未來兩三年間將會面臨嚴重問題”。相反，他預測美國經濟將會取得成功。由於他無視現實，還存在經濟學常識錯誤，並且這類錯誤也曾在其他地方反復出現，我們有必要審視2023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前景。

　　供我們討論問題的基礎是新冠疫情期間已經發生的事實。疫情期間，中國經濟總增速是美國的3倍、歐盟的5倍。從2019年到2022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14.3%，美國經濟增長4.8%，歐盟經濟增長2.8%，而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則收縮了1.9%。

　　2023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將進一步加速增長，而西方經濟體經濟增速將放緩，取決於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的情況。最重要的短期因素是，過去兩年間席卷西方經濟體而被中國成功避开的通脹潮。當前的通脹形勢意味着，美國和歐盟將在2023年採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導致經濟增速放緩，而中國則有足夠多的空間來調控經濟。

　　從2019年12月至2022年11月，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從4.5%下降至1.6%，而美國的通脹率則從2.3%一度猛增至2022年6月9.1%的最高峰，至今仍維持在7.1%的高位。歐元區通脹率從1.3%增長至10.1%。2022年，西方經濟體經歷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滯脹期，物價增長幅度是40年來最高的，而同期經濟增速則下降了一半。

　　這是我們在預測2023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前景時非常重要的參考，因爲這意味着中國和歐美在實施經濟調控措施的靈活度方面處於截然相反的位置。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升幅低，有實施經濟調控舉措的空間，而不會有高通脹的風險。

　　宏觀經濟因素以及中國制造商面臨的價格趨勢決定採取調控是必要的，而且將會發生。2022年11月，中國的生產者價格指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因此，即便是出於價格因素考慮， 中國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既是可能的，也符合社會普遍期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由此一來，進入2023年的中國不僅已經在疫情期間實現比歐美更高的經濟增速，同時也將有實施調控舉措的空間。

　　歐美的情況恰恰相反，許多國家不僅消費者價格指數高，生產者價格指數的通脹率也很高，美國爲7.4%，歐元區爲30.9%。與此同時，美國的工資上漲速度也達到了20年來的最高點。由於消費者價格指數居高不下，生產者價格指數增長所導致的通脹壓力持續增加，再加上工資上漲速度飛快，美聯儲已經沒有空間實施任何經濟刺激舉措，或者短期的降息以及其他擴張性貨幣政策以控制住通脹。美國的貨幣供給正在減少，這是一個罕見的、緊縮的經濟形勢。

　　這些經濟因素與新冠疫情防控因素相互關聯。2022年年末，中國根據疫情新形勢新任務主動調整優化了疫情防控措施，進一步提高了經濟將在2023年迎來提升的預期。與之相比，美國很早之前便放棄防控，在新的一年也不會因此獲得更多助力。

　　我們再來看長期趨勢，克魯格曼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之一是，據說中國無法提升居民消費，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並沒有傳遞到普通家庭。

　　克魯格曼的觀點是基於錯誤的事實得出的，以至於引用這些觀點都會令人感到難堪。進入21世紀，中國家庭和政府總支出的年均增長率爲8.5%，是世界上最高的。與之相比，美國同一指數的年均增長率僅爲2%。中國家庭消費的年均增長率爲9%，同樣也是全球最高的，美國僅爲2.2%。中國的總支出和家庭支出增速都是美國的4倍多。不考慮兩國居民生活水平基礎差異，如果美國老百姓在過去20年能夠與中國老百姓享受到差不多的生活標准增速，他們將會非常高興。事實上，中國的消費者市場增速是世界上最快的，是美國的4倍多。

　　克魯格曼認爲中國的長期增長會因爲消費提不起來而陷入遲滯，考慮到他在其他場合也曾提到這個觀點，我們有必要就此做個澄清。

　　克魯格曼搞混了消費增長與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與人們的真實生活毫不相關。例如，中非共和國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爲99.95%，而中國僅爲54.3%。我們能就此判斷中非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大超過中國嗎？或者，僅僅因爲消費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超過中國，中國人就應該選擇與美國相同的2%年均消費增長率，而不是本國的8.5%？與人民生活以及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是消費增速，而不是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

　　克魯格曼的錯誤與美國創下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滯脹危機的錯誤密切相關。美國應對疫情的舉措恰恰是克魯格曼給中國开出的藥方——簡單提升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在美國，這一比重從疫情之前的81.5%提升到疫情期間的82.3%。與此同時，美國的固定投資淨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4.8%下降到了3.8%。伴隨這一轉變的是美國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潮，導致美國人民生活標准的嚴重下降。

　　消費並不等於生產投入，並不能夠直接增加一國的生產能力。增加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會增加需求，但不會增加供給。投資會提升生產能力，因此可以增加需求和供給。從中長期來看，如果需求增加而供給跟不上，破壞性的通脹便會出現。美國在過去兩年中推出的刺激政策包降低了該國經濟的投資水平，將會減緩其長期增長。由此，中國經濟的表現不僅在短期，而且將會長期優於美國。

　　英國《每日電訊報》也犯下了與克魯格曼類似的錯誤，該報最近聲稱，“中國誤讀了2008年的雷曼兄弟危機，把它當作是美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危機，然而受到更爲嚴重傷害的是中國。”事實是，從2007年次貸危機的前夜开始，一直到2021年，美國經濟增長了24%，歐盟增長了14%，而中國增長了177%。這凸顯了西方評論人士觀點的空洞，甚至不需要作深入分析便可以發現他們的錯誤，只需要將它們與很容易獲取的公开數據做簡單對比便一目了然。

　　事實清晰地證明，有關中國經濟在2023年的表現，唯一不確定的是增速會有多快。而對美國經濟而言，唯一不確定的是經濟放緩的速度會有多快。過去3年，中國經濟增長已經超過西方一大截，這令人驚訝，但絕不是不合邏輯的事。（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由王曉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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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英】 羅思義：一些西方人士對中國經濟做失實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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