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述影響力投資的四大特徵。

來源 | 家辦新智點 作者 | foinsight 出品 | 投資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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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是一種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主動追求積極的且可以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力的投資行爲。

這裏的“影響力”是指對社會和環境效益帶來的改變。

區別於傳統投資只關注財務回報最大化，影響力投資“既要又要”——

既要有效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又要因爲投資了這些好的解決方案獲得應有的財務回報。

近年來，作爲ESG投資策略中最高階的一種，影響力投資受到了越來越多投資人的關注和實踐，目前全球市場規模已超過萬億美金。

2015年，比爾蓋茨公开表示在他發起的“捐款承諾”（Giving Pledge）成員大會上，影響力投資議題成爲當時近130位全球頂級富豪成員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

而蓋茨和扎克伯格的影響力投資實踐完美體現了這個誕生於公益領域，壯大於商業力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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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於傳統投資和慈善行爲，影響力投資具備以下重要特徵：

一、投資意圖：規模化地解決問題 

區別於同樣爲了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的捐贈行爲，影響力投資能夠運用金融槓杆，幫助好的解決方案規模化發展。

2014年底，蓋茨曾聯合戴爾創始人邁克爾戴爾等一衆超高淨值人群投資約2000萬美元到一家名爲Unitus Seed Fund的風投基金。

這家基金在印度投資當地的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初創公司，幫助改善當地低收入人口的生活。

“我一直堅定地認爲如果這個社會問題可以用市場化方式解決，那就一定要用市場化的方案來解決它們。”蓋茨在投資Unitus的聲明中表示。

爲了帶動更多資金實踐影響力投資，Unitus 的兩位創始合夥人兩年後設立了Capria加速基金，孵化和投資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那些服務低收入人群的公司的基金，並獲得了比爾蓋茨的再次注資。

扎克伯格夫婦在投資科學、教育、氣候變化、醫療健康和加州本土社區等重點領域的企業時，優先選擇那些商業模式決定了其影響力的擴大和業務發展呈正相關的公司，以最終實現影響力的規模化。

被投企業中包括幫助非洲軟件工程師在全球各地就業的Andela、位於加州的碳捕捉科技公司Twelve、幫助小農提高收入的肯尼亞農業科技公司Apollo Agriculture以及提供居家疫苗和症斷等普惠醫療服務的巴西公司Beep Saude。

二、創新，創新，還是創新 

1. 主體創新，不拘形式

相比於傳統的完全割裂捐贈和投資行爲，蓋茨和扎克伯格團隊都會從擬支持的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的發展需要出發.

選擇捐贈、影響力投資或搭配兩者，以幫助有效开發最好的技術或模式。

扎克伯格夫婦在2015年決定將他們擁有的99%的Facebook的股份（約合450億美金）全部捐出時，沒有選擇注入傳統的基金會，而是成立LLC（有限責任公司）性質的“陳扎克伯格倡議”（the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CZI）。

盡管使用這一商業主體意味着犧牲將財產轉移到基金會帶來的稅收優惠，以及面對公衆對於用捐款成立商業主體的質。

但可以打破基金會在投資企業、政府遊說、人力成本等方面的諸多限制。

可以更靈活搭配捐贈、影響力投資和政策倡導的方式，達到“开發人類潛能，促進平等”的目的。

所有影響力投資的收益都將重新投入CZI的各項事業中。

比爾蓋茨則既通過蓋茨基金會旗下的战略投資基金，以及獨立的清潔科技投資和孵化平台“能源突破”（Breakthrough Energy，BE）和全球醫療投資基金（Global Health Investment Fund，GHIF）等其他主體進行影響力投資。

2. 形式創新，多管齊下

蓋茨基金會旗下的战略投資基金實踐影響力投資的方式包括直投公司、做其他基金的LP、提供低息貸款、增信以及提供銷售擔保等。

其中銷售擔保旨在通過保證相關產品的產量，降低售價，爲更多發展中國家人群提供能夠买得起的疫苗和藥品等基礎服務。

蓋茨十分擅長促進公共部門和私營資本的合作。

2015年巴黎舉辦的COP21上，在二十多個國政府領導成立國際合作項目“創新使命”（Mission Innovation）的同時，比爾蓋茨宣布成立了BE。

兩家機構共同支持清潔能源新技術的研究、开發和商業化，賦能創業者和研究人員和科學家，打造清潔能源創新的全球生態。

BE是一個整合了孵化、投資、捐贈、政策倡導、媒體業務的清潔技術支持平台，旗下包括風險投資基金BE Ventures、募集了商業和捐贈資金的孵化平台BE Catalyst。

扶持早期階段的創業者和研究人員的BE夥伴計劃，在歐美地區負責合作、政策和理念倡導的部門以及聚焦報道氣候科技的在线媒體Ciper。

其中BE Ventures已經募集超20億美金投資超過90家在制造業、電力、農業、建築和交通五大領域提供前沿清潔科技公司。

而BE Catalyst已從包括貝萊德旗下基金會、花旗銀行旗下影響力基金、匯豐銀行等一批國際頂尖金融機構獲得投資或捐贈款總計超10億美金，用於支持清潔氫能、儲能、航空用油和碳捕捉四大領域的各類關鍵技術的首批商用項目。

BE夥伴計劃則通過資金、教育、合作機構、專家支持等一系列形式，一路將前沿氣候技術從實驗室孵化至進入市場，吸引其他風險投資。

由蓋茨基金會和摩根大通於2012年發起的全球醫療投資基金（GHIF）也是同時關注醫療成果和財務收益的“雙底线”投資機構。

其管理的近2億美金的來源包括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和葛蘭素史克（GSK）、輝瑞制藥和默克等生物醫療行業巨頭。

重點投資能夠提供適用於低收入國家的藥物、疫苗和診斷技術的成熟階段的企業。

該基金通過配套運用股權投資和捐款，支持那些適合“雙市場”的醫療服務或產品，即那些不僅在發達國家有市場價值，並在低收入國家有限的資源條件中適用的產品。

每一筆投資都會提前通過協議形式提前要求被投企業承諾其治療HIV、肺結核、瘧疾等疾病的藥品或服務未來將以低收入國家能夠承擔的價格，在這些國家售賣。

而GHIF將借助蓋茨基金會等資源幫助公司在相關國家拓展市場。

同時，GHIF靈活運用包括夾層債、可轉債、項目融資等各類交易工具和結構，爲被投企業提供單比約1000美金的投資。

如果發現能夠產生較高的社會影響力，但是商業回報不夠的企業，GHIF會將這樣的企業推薦給蓋茨基金會的同事考慮其他形式的支持。

扎克伯格的CZI同樣使用多種金融工具：

以“影響力優先”爲原則，通過股權、債權和投資擔保等形式，投資每個關鍵議題上全球範圍最好的被投企業或投資機構，以保證投資組合整體能夠長期產生積極的影響力。

2022年，CZI投入了250萬美金購买碳信用來支持开發減排技術的機構規模化發展。

三、耐心資本，長期價值

上述實踐體現了影響力投資的兩大特點：額外性（Additionality）和耐心資本：

額外性是指投資那些因市場前景不明朗或研發風險較大等原因無法獲得投資，但卻極具社會或環境影響力潛力的項目。

BE愿意吸收技術研發的前期風險，並只投資那些能夠每年從大氣中清除至少五億噸溫室氣體的大型科技項目。

BE時任董事總經理Jonah Goldman曾對我們表示：

“並不是說投資體量小的項目沒有價值，而是說有其他人能夠投資那些項目。”

資金來源往往決定了這家基金的風格。

同樣作爲清潔科技投資平台的Oil and Gas Climate Initiative（OGCI），其資金則來源於殼牌、BP、埃克森美孚等12家全球石油天然氣企業，投資的風險偏好則更爲保守，且較少關注能源供給端的創新項目。

而BE Ventures的主要資金來源爲蓋茨的30余位全球知名富翁朋友們，包括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以及中國的馬雲、潘石屹夫婦等。

這些超高淨值個人的注資讓這家基金能夠以20年的超長存續期來耐心地支持前沿科技的長期發展和普惠應用。

扎克伯格也是BE Ventures的出資人之一。

夫婦兩人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必須做長達25年、50年甚至100年的長期投資。要想解決我們面對的這些巨大挑战需要非常長的時間，短期思維肯定無法解決問題。”

四、科學衡量，數據說話

影響力投資的另一大特徵就是對於影響力績效的衡量和管理（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IMM）。IMM的價值不但在於履行對於資方匯報的盡責義務，更能幫助識別投資行爲對於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的有效性，提高後續的決策質量，以最大化創造積極影響力。

BE的所有投資和孵化業務都根植科學研究和數據开展，並不斷合作探索新的方式來衡量其投資的影響力。

它與全球知名碳排放披露機構CDP合作开發了一套新興氣候科技框架（ECT Framework），以幫助這個領域的投資人監測和量化計算其投資產生的實際環境影響。

而與國際能源署（IEA）和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等權威機構的合作，爲BE設立IMM關鍵指標和搜集數據時提供了實證支持。

BE目前的兩大關鍵IMM指標是綠色溢價的降低，以及減排催化，即更大規模更持續地進行減排。

GHIF則通過關注“拯救的生命數量”以及“提升的生命數量”兩大類指標來量化被投企業的醫療影響力。

爲了更好地比較不同類別的醫療投資的影響力，該基金會通過基礎比例、傷殘調整壽命年以及其他相關醫療數據來比較不同技術或者藥物的醫療效果。

比如，在投資白內障治療技術的公司IanTech時，GHIF通過現有的市場數據研究因白內障引起的失明對於患者生命質量的損害，和對於患者及其家人的經濟收入的負面影響。

由此計算出這項治療技術能夠拯救或提升多少生命。

同時在盡調過程中還需要計算這項技術未來每拯救或者幫助一個人需要花多少錢，以確保只投資那些低收入人群也能支付得起的創新技術。

扎克伯格的CZI同樣重視被投企業影響力的可衡量性（measurable），選擇投資創立初期就基於扎實的研究开發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並科學衡量其業務提供的解決方案是否有效。

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邁克尓克雷默曾撰文分析其被投企業NewGlobe通過科技手段提高發展中國家公共教育項目質量的實際效果。

另一家被投的教育內容提供商Newsela則發布多篇評估報告來分享他們的暑期閱讀幹預項目的效果。

這兩位曾通過不斷創新成就了巨大商業成功的企業家，在解決社會問題的道路上繼續秉持創新和科學的精神，並投入承擔更大風險的資金，通過影響力投資規模化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惠澤最弱勢的群體。

後疫情時代，期待見證中國式社會價值創造的金融新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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