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消費者差評權的初衷，是想借助消費者之手，利用大數據的反映反饋功能，比較真實、准確地了解商品或服務的人氣、實力和口碑，從而更好地促進商家爲消費者服務，也讓消費者更好地與商家互動，促進市場秩序的規範與健康。

自從推行了差評機制後，商家也好，新勞動業態人員也罷，對消費者確實比以前尊重了，服務態度也好多了。但是，圍繞差評機制的問題和矛盾也逐步增多了，且不只是局限於商家，也包括快遞、外賣小哥等新業態就業者。尤其是新業態就業者，很多情況下顯得很無辜，也很無奈。面對不合理的投訴和差評，他們想通過平台申訴，卻是困難重重，很難成功。自然，他們的利益也就很難得到保護了。

這也意味着，在“差評”面前，很多方面的“秩序”也被撞得東倒西歪。譬如平台，在他們眼裏，更多考慮的是流量，亦即通過縮短服務時間、提高服務效率、增加服務頻次，獲得更多消費者、勞動者的青睞，不斷擴大平台的流量。尤其是競爭性較強的領域，流量就代表着平台的生命。沒有流量，平台就沒有生存下去的條件與資格。如此心態和理念下，自然會把天平明顯傾斜於消費者，而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商家和勞動者身上。於是，就給了消費者過大的權利，導致少量無良消費者利用“差評”損害商家和勞動者權益。有的還利用“差評”對商家實施敲詐，對勞動者進行污辱。平台的這種顯失公平行爲，自然也對正常的市場秩序產生了破壞，特別是商家和勞動者權益，受到了“差評者”的侵害。

而對於商家來說，在被“差評”捆住手腳的同時，一些商家則通過網絡水軍等維護自身利益，並找准機會，對打“差評”的消費者實施網暴、攻擊打“差評”的消費者，甚至讓某些消費者失去了生存的勇氣。顯然，這是對“差評”機制的濫用，必須整治。在整治沒有結束前，暫停“差評”機制的一切行爲。否則，“差評”機制會失去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對勞動者來說，顯然是三者關系中最爲弱勢的，既沒有平台強勢，也沒有消費者強勢，處於這樣的弱勢地位，自然也是利益受損最爲嚴重的。因爲，處於兩頭強勢的中間，必須夾着尾巴做人。而夾着尾巴做人的結果，就是用生命換時間、用違反交通秩序等換時間。結果，不僅損壞了交通秩序、社會秩序，自己的生命也常常被“時間”所綁架，爲了在平台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只能置生命於不顧。到底有多少生命消失在“差評”中，可能不是一個小數目。

很顯然，“秩序”不能消失在“差評”中，“差評”不能以“秩序”爲代價，而要把真正的“差”者“評”出來，而不是把“差評”當作攻擊他人的工具，當作發泄的手段，更不能成爲違法亂紀的一種符號。“差評”應當是良好秩序的維護者，而不是破壞者。如果“差評”對社會秩序形成破壞了、傷害了，就得整治了。因爲，“差評”機制的效率高低，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信用的具體表現之一。一個有良知的人，有秩序意識的人，有法制觀念的人，有信用理念的人，是不可能濫用“差評”，甚至破壞“差評”制度的。濫用“差評”、惡意“差評”，說到底，就是素質不高的表現，也是信用不強的標志，可以對濫用“差評”者貼上無良者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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