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周三（5月24日）將美國AAA主權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惠譽在新聞稿中寫道：“黨派爭鬥正在阻礙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協議的達成。”惠譽指出，“仍預計債務上限問題能在‘X日’之前得到解決”，但美國“無法償付部分債務”的風險正在上升。不過，惠譽重申美國整體信貸強勁，這對一些投資者來說或許是一個可以保持樂觀的跡象，該機構預計，即使在債務違約的情況下，美國的國家信用上限(Country Ceiling)仍將維持在AAA。Jackson Hole Economics聯合創始人、瑞銀前首席經濟學家拉裏哈瑟維(Larry Hatheway)近日在爲《巴倫周刊》撰寫的文章中從博弈論的角度對美國兩黨的博弈籌碼和博弈的代價做了分析。

在電影《不要擡頭》(Don't Look Up)中，由詹妮弗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和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Leonardo DiCaprio)飾演的科學家試圖在一顆巨大的彗星與地球相撞、摧毀地球上所有生命之前警告美國政府採取行動，不幸的是，“政治失能”(political dysfunction)導致了一系列失誤、威脅、延誤和混亂的議程，最後地球被摧毀了，因爲政治家、媒體和市場似乎都不認爲一切真的會變得如此糟糕。 

美國債務上限是目前最令金融市場感到緊張的問題之一。上周五，就在提高債務上限的協議似乎即將達成之際，衆議院共和黨人宣布“暫停”討論。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取決於行動者的動機，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次談判桌上不止有兩方，接下來會發生什么還取決於雙方在僵局無法打破、美國有可能違約的情況下的後備計劃是什么。 

在下文中，我們來討論一下債務上限談判的博弈論方面，雖然可能無法回答投資者和普通民衆都在問的最主要問題——美國是否會違約？但或許可以揭示關鍵參與者的動機，以及這些動機如何影響最終結果，包括對市場的影響。

首先，目前這種情況不屬於最經典的囚徒困境，這是一件好事。囚徒困境是指囚徒們傾向於合作，但不合作的動機會造成“雙輸”。

有三種可能的結果。首先，雙方通過合作和談判最終達成解決方案；第二，一方懷着誠意參加談判，另一方卻不是這樣；第三，雙方都沒有懷着誠意參加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債務上限談判就不會類似於囚徒困境，因爲不合作帶來的負面回報（損失）對雙方來說都可能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合作成爲最可能的結果。 

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解釋爲什么盡管違約的最後期限越來越近（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說最後期限爲6月1日），金融市場迄今爲止仍保持堅挺。無法達成協議所隱含的損失被認爲在政治、金融和經濟上都是災難性的，因此市場的集體智慧是，在違約發生之前，協議將會達成。 

博弈的代價是什么？在政治方面，繼20世紀90年代和2010年代初的邊緣政策策略之後，衆議院共和黨人【先是在議長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的領導下，後來又在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的領導下】在民意調查中遭遇挫折，因爲選民大多將破壞性的政府停擺和市場波動歸咎於他們。共和黨目前以微弱優勢在衆議院佔據多數席位，議長麥卡錫在思考自己的政治未來時，一定在緊張地審視這段歷史。同樣，代表拜登總統在2020年贏得的選區的16名衆議院共和黨人也必須如此，如果債務上限的慘敗導致選民指責共和黨，這些選區的選民可能很容易轉向民主黨。 

經濟和財政方面的代價很難確定。美國國債的信用風險溢價極有可能上升，而且可能只會緩慢下降，從而增加納稅人承擔的償債成本；金融市場可能遭受毀滅性的挫折，增加整體經濟的不確定性，很可能引發經濟衰退。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違約帶來的政治、金融和經濟方面的代價——麥卡錫最終可能不會在與拜登政府的談判中代表共和黨內的統一战线，衆議院的強硬派共和黨人與代表邊緣席位的溫和派共和黨人相比，妥協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那么，衆議院共和黨人是否有可能分裂，讓所有衆議院民主黨人和少數溫和派共和黨人組成多數，通過一項提高債務上限的法案？在我撰寫本文時，共和黨陣營似乎還沒有出現這樣的裂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倒戈的風險是最後終結債務上限危機的妥協性立法的重要推動力。 

談判的性質還取決於各方的後備計劃。如果麥卡錫認爲他在政治上的最佳機會取決於從拜登政府那裏獲得削減开支的重大讓步，那么他完全有動力用他在上周所使用的那種充滿希望的語言來吸引他們。但如果麥卡錫終止談判，他的後備計劃是什么？在不愿被虛無主義打敗的情況下（“爲了拯救美國，我們不得不讓美國破產”），如果他所代表的一方不愿妥協，他真有可靠的後備計劃嗎？

麥卡錫的後備計劃可能是允許對提高債務上限進行“自由投票”，這樣做相當於允許溫和派共和黨人改變立場，確保法案的通過。這對麥卡錫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好結果，可能導致他與共和黨強硬派直接對抗，但這似乎是他剩下的爲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擁有更有吸引力的後備計劃，雖然可能不完美，也不是首選，但無論如何，拜登手裏的牌似乎比麥卡錫更多。 

首先，財政部可以訴諸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其中寫道：“法律授權的公共債務的有效性……不得受到質疑”），通過借款來償還債務，將憲法是否站在自己一邊的問題留給曠日持久的法庭爭鬥。這一策略至少可以爭取一些時間。 

另一個策略是財政部發行溢價債券（以高於票面價值的價格發售的債券），這部分債券不算在債務上限裏。 

最後，根據憲法，財政部可以鑄造任何面值的鉑金硬幣，並將其出售給美聯儲，從而籌集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

雖然財政部長耶倫曾說，這些舉措不在考慮之列，但當面臨違約、市場混亂、經濟受到沉重打擊以及選民抵制時，人們不禁會想：政府會不會爲了權宜之計犧牲自己的原則？ 

在嚴肅的博弈中，競爭者需要有堅如磐石的立場，不能有明顯的裂痕。健全的战略還需要一個備用計劃——當其他一切都失敗時該怎么做。擁有一些靈活的選擇也非常有幫助——無論它們有多令人討厭——可以用來避免更糟糕的結果。

在債務上限談判這場嚴肅的博弈中，拜登政府似乎佔了上風。這也許不是一件好事，因爲這可能會讓政府變得固執，進而導致政府不愿看到的結果——違約。 

不過，衆議院共和黨人和議長面臨的形勢也很嚴峻。有人會認爲，向虛無主義投降一直都是一種選擇，但這只有在政黨保持團結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而目前共和黨內部並不團結。 

最後，在面對這些風險時，投資者是否表現得過於自滿了？也許是的，在美國政府徹底違約之前，其他糟糕的結果（比如美國主權評級再次被下調等）可能導致市場遭受重創。

不過，如果市場的集體賭注是基於政府違約的可能性，那么爲相對平靜的市場定價提供擔保的，似乎是談判雙方的相對優勢和弱勢。 

希望最後我們都能“擡起頭來”。 

本文作者系Jackson Hole Economics聯合創始人和瑞銀前首席經濟學家。

文 | 拉裏哈瑟維(Larry Hatheway)

編輯 | 郭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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