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屆G20峰會9-10日在印度新德裏召开，作爲東道主，印度總統穆爾穆（Droupadi Murmu）依慣例准備歡迎晚宴，並提前向與會各國領導人發出請柬。穆爾穆在邀請函中稱自己爲“婆羅多總統”（President of Bharat），而不是“印度總統”（President of India），這一不同尋常的舉動，引起了國際媒體的極大關注。

　　歷史與正義

　　近年來，伸張歷史權利和歷史正義，已成爲一種世界性的潮流。

　　去年6月，土耳其政府正式要求國際社會用“Türkiye”一詞，取代英文中的“Turkey”，指出“Türkiye”一詞“以最好的方式表達了土耳其民族的文化、文明和價值觀”。“Türkiye”源自於“突厥”一詞，本意是“光明”、“來自光明的人”，而“Turkey”則很容易與西方感恩節用的“turkey”（火雞）相混淆，帶有侮辱性。

　　聯合國、WTO、歐盟和北約等一些國際組織，目前都已應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在各種公文中採用了“Türkiye”一詞。但西方主流媒體對此鮮有正面報道，一些評論指責埃爾多安總統“煽動民族主義，轉移國人對經濟的注意力”。

　　印度在過去一些年裏，已經將一些原由葡萄牙、法國、英國等歐洲殖民者起的地名，改爲更符合印度本土發音的名字，如Madras（馬德拉斯）改爲Chennai（金奈），Cochin（科欽）改爲Kochi，Calcutta（加爾各答）改爲Kolkata，Bombay（孟买）改爲Mumbai，Bangalore（班加羅爾）改爲Bengaluru。

　　在國名問題上，印度國內也已討論多時，印度總理莫迪領導的人民黨也一直在推動。據西方語言學家考證，“印度”一詞當源於梵文“Sindhu”，本意爲“河流”，指印度河。古代波斯人用以指稱印度（Hindu），將隔开印度與阿富汗的山脈稱爲“印度山”，即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印度一詞經希臘語“Indu”傳至歐洲，後變爲英文“India”。

　　對印度人而言，India是外來詞，他們自稱婆羅多。據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婆羅多本是古代印度一位偉大國王，後來成爲印度對國家的自稱。古代民族中，常用傑出英雄的名字稱自己的部落和國家。

　　印度憲法中明確規定，英文“India”（印度）和梵文“Bharat”（婆羅多）是同義詞，印度就是婆羅多。印度領導人借舉辦G20會議之機，通過一張晚宴請柬，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國際社會對婆羅多一詞的關注。雖然西方主流媒體重復了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指責，稱印度總理搞民族主義，謀求明年競選連任，但此舉客觀上有助於促使世人更多地去了解印度的歷史和文明。

　　歷史與文明

　　“梵語”（Sanskrit）一詞字面的意思是“完美的語言”，是“衆神的語言”，古代印度人早在公元前1800年就开始使用梵語。18世紀，歐洲一些學者認識到梵文對歐洲語言的深刻影響，並據此提出印歐語系之說。

　　1921年，美國夏威夷一位醫生阿瑟 莫裏茨（Arthur Mouritz）發表了一本關於流感的專著《美國、歐洲和夏威夷流感簡史》。書中提到，英文“流感”（flu、influenza）這個詞，追根溯源，當是來自梵語。英語的“流動”、“流淌”（flow）一詞，在拉丁語裏是fluo，德語裏是flysen，希臘語是phleo，意大利語是influo、influente，它們都來自梵語詞根“Plu”。至今，夏威夷人仍然把流感稱爲“Plu”，一些歷史學家認爲，夏威夷人和太平洋其他島嶼的人們，可能是古代從印度分離出來的一些支脈。

　　19世紀70年代，英國學者玉爾（Henry Yule）提出，古印度《摩訶婆羅多》書中所說的“Sin”、“Chin”，即是《聖經》中“Sinim”一詞的源頭，希臘和羅馬時期，變爲“Thin”、“Thinae”、“Sinae”，以及後來的英文“China”，本意可能指的是“秦”。

　　中國最早知道印度當是在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29年左右，張騫出使西域，抵達阿姆河流域，見邛竹杖、蜀布。問當地人，知道是來自印度。棉花的原產地是印度，漢代時，中國還不認識棉花，《史記 大宛列傳》說，大宛國“有羔羊自然生於土中，……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後人一直沿用這種說法。直到成吉思汗時，丘處機一行和耶律楚材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長春真人西遊記》提到：“其地出帛，目曰禿鹿林，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耶律楚材公元1235年所作的一首回憶西域的詩中，寫得更明白一些：“西域風光好，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綿，是爲壠種羊。”

　　中國從印度引入的另一種重要作物是高粱。高粱原產地是東非，經印度引入。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仍稱菠菜爲“波斯菜”，原產地爲波斯。唐太宗時，經印度、尼泊爾引入。西藏高寒，並不產紅花，著名的“藏紅花”，實際上來自於克什米爾。印度古代哲學精妙高深，舉世公認，佛教的引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

　　外族入侵

　　印度歷史上飽受外族入侵。從喀布爾至白沙瓦，有一著名“开伯尓山口”（Khyber Pass），狹長險要，是從阿富汗進入印度大門戶。歷史上，波斯國王大流士和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都曾率軍通過這個山口，侵入印度。

　　公元1000年，來自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佔領了白沙瓦。隨後，穆斯林軍隊不斷地侵襲印度，到公元1192年時，已在印度很多地區建立了伊斯蘭統治。公元1221年1月24日，成吉思汗引兵追擊花拉子模國王子扎蘭丁，立馬印度河（《元史》中的“申河”）西岸，擊潰了扎蘭丁，引軍北還。

　　“莫臥爾”（Mogul，Mughal）就是“蒙古”、“蒙兀兒”，只是寫法和譯法不同。莫臥爾帝國的建立者巴布爾（Muhammad Babur），是15世紀中亞最大的蒙古徵服者帖木爾的六世孫，巴布爾的母親則出自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系。作爲帖木爾的後裔，巴布爾的父親曾統治過喀什噶爾和費爾幹納地區，到巴布爾時，家族的領地僅剩下了費爾幹納。

　　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出自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系的昔班朝的烏茲別克人崛起，風卷殘雲般地掃蕩着帖木爾帝國的殘余。1514年巴布爾被擊敗，退卻至阿富汗，攻取了喀布爾作爲新的立足之地，後見無望重振勢力打回中亞故鄉，便轉移了注意力，向東侵入印度，建立了政權。

　　巴布爾的孫子阿克巴（Akbar）是一位偉大的軍事統帥、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擊敗了德裏最後一位阿富汗蘇丹，統治了莫臥爾朝50年（1556-1605年）時間。阿克巴將蒙古人、突厥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和印度本土的精英融合爲一體，納入統治階層，使帝國的軍事和行政結構臻於完善。在他統治時期，除印度西部和印度半島最南端的部分地區之外，幾乎整個印度都納入了莫臥爾帝國的版圖。

　　英國的統治

　　英國的霸權地位肇始於1763年。這年2月，它與法國籤訂了《巴黎和平條約》，結束了兩國間的“七年战爭”，逐出法國人，獨佔了印度。

　　印度是英帝國的基礎。孫中山1917年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一文，有精闢闡述：“（英國）以偏在歐洲西北三島之地，其所領有土地周繞地球，自詡國旗不逢日沒，其操縱之，操何術乎？非議會政治之力也，非強國海軍政策之力也，非條頓騎士精神之力也，所恃者印度而已。”惟擁有印度，英國始能“控御散布於世界之殖民地，倫敦市場始得爲世界中心”，“外交始得執歐洲之牛耳，橫行於世界。”“英之所以爲帝國者，在印度不在英倫也。”“除去印度，大英帝國不過世界之三等國，此英人所自認者也。”

　　英國之所以能取得印度，全有賴於英國東印度公司。1588年英國战勝西班牙“無敵艦隊”後，前往東方的海上通道大开。1600年，伊麗莎白女王向倫敦的一個商團發放特許狀，專營東方貿易。

　　1612年，英國人第一次闖入當時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印度洋，在距離今天的孟买250公裏一個名叫迪烏（Diu）的小港口附近，擊敗了葡萄牙人。這場規模很小的“斯威利战役”（the Battle of Swally），在英國史書中常被稱爲“一場影響世界歷史的重大战役”。隨後，英國人和他們前驅葡萄牙人、荷蘭人和法國人一樣，向印度莫臥爾王朝的地方汗王付租金、贈禮物，獲准在沿海地區建立軍事據點和貿易貨棧，佔據了一小塊根據地。

　　從1700年前後开始，由於帝國內部繼承權爭鬥引起的分裂，加之波斯人入侵、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勢力復興，莫臥爾王朝步入了痛苦的衰落期，邊陲省份紛紛脫離中央政權的控制，成爲一個個事實上獨立的汗國。

　　1757年，東印度公司一位精明能幹的書記官克萊武（Robert Clive），率一支小規模的僱傭軍擊敗了孟加拉汗國的軍隊，爲該公司獲取了150萬英鎊的賠款，這個數額至少相當於今天的1.5億英鎊。此外，公司的各級官員都得到了價值高昂的“禮物”。據現代英國學者研究，克萊武在1757-1760年間，向孟加拉汗亞法爾（Mir Jafar）索取了至少23.4萬英鎊現金及大量的不動產。

　　1765年，英國廢黜了孟加拉汗，直接取得了在該地區的行政權和徵稅權。隨後，英國通過與印度各邦結盟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擴大勢力範圍。到1800年時，英國基本已經控制了整個印度。

　　英國在徵服印度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當地的政治經濟資源。直到1858年滅亡前，莫臥爾王朝雖早已有名無實，但其宗主權仍得到承認，而英國政府到1926年才明確其對印度的主權，直至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

　　金本位制的祕密

　　拿破侖战爭結束後第二年（1816年），英國從法律上實施了金本位制，從而使英鎊一舉取得了世界第一貨幣的地位。今天英國仍然在世界金融領域保持着某種優勢地位，也是過去金本位制留下的一份遺產。

　　1914年凱恩斯發表的《印度貨幣與金融》一書，揭示了金本位制的祕密。這是一種天才巧妙的設計，理論上，英鎊的標准是由黃金支撐的，可以自由兌換。實踐中，英鎊也可以兌換黃金，但實際上，由於英鎊在國際上被廣泛接受，以至於英鎊很少被用來兌換黃金。凱恩斯在書中指出，英格蘭銀行持有的黃金儲備，比阿根廷銀行還少。

　　孫中山之所以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性質、印度對英帝國的重要性認識得那么透徹，很可能讀過凱恩斯這本書。除了凱恩斯，當時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夠講得那么清楚。凱恩斯說，所謂金本位制與黃金實際上沒有關系，英鎊標准的真正基礎，是英國從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提取貿易盈余，然後作爲資本對外輸出。英國人爲此必須將工業品大量出口至印度，不惜摧毀印度原有的一切工業基礎。

　　爲了使印度能夠購买其工業品，英國人實施了另外一項精明的策略，從土耳其引入鴉片，在孟加拉等地大量種植，並由東印度公司專營走私到中國。這一計劃是1787年由亨利 鄧達斯（Henry Dundas）向英國議會提出的。到19世紀，鴉片已成爲是世界上最大宗的商品，代表着成船流出的白銀。

　　凱恩斯在描述英國金本位和資本輸出的同時，附帶說明英國的殖民地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諸如印度、埃及、緬甸、馬來西亞、尼日利亞等地，不是英國人的移民地，稱爲“非居住殖民地”（non-settler colonies），英國人可以盡可能地從這些區提取財富和資源。另一種是“居住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即英國人可以移居之地，將資本投入到這裏，建成新的英國人的國家，這就是今天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某種程度上，包括美國。

　　殖民主義的殘跡

　　在新的“居住殖民地”，英國實行類似於英國的法律制度；而在“非居住殖民地”，英國人對當地人民的反抗毫不留情，實施嚴酷的恐怖統治。幾乎所有的讀者，都把英國作家喬治 奧威爾（George Orwell）寫的小說《1984》，當做描寫蘇聯極權政治的書。2005年，一位匿名美國記者“艾瑪 拉金”（Emma Larkin）發表了《在緬甸尋找喬治 奧威爾》的書，揭示了奧威爾的真相。

　　奧威爾真名叫埃裏克 布萊爾（Eric Blair），英國人，1903年生於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緬甸當警察，負責抓捕、審訊從事抵抗運動的緬甸愛國者。回到倫敦後，陷入孤獨和痛苦之中，流浪於街頭。1936年西班牙內战時，曾作爲志愿者參战，站在共和派一邊。1949年發表《1984》，1950年去世。奧威爾一生中，與蘇聯無任何交集，他書中所描寫的極權主義統治（totalitarian rule），正是英帝國的現實，來自於他自己的生活經歷。

　　《1984》最著名和最恐怖的描寫，是祕密警察“奧布萊恩”（O'Brien）折磨英雄溫斯頓 史密斯的場景，讓籠子裏飢餓的老鼠撕咬他。英美學者解讀，“奧布萊恩”是托洛茨基，用老鼠咬人是“契卡”的做法，但實際上，這只是當時英國殖民警察對印度和緬甸抵抗战士使用的例行訊問技術，奧威爾本人和他的同事們經常使用，對此非常熟悉。

　　英國宣傳部門能夠把奧威爾的真相嚴密地隱藏起來，把他對英帝國的抨擊轉移到蘇聯身上，背後當是做了很多不爲人知的工作。“艾瑪 拉金”關於奧威爾的書很少有人能夠讀到，奧威爾在普通讀者心中的印象一時也很難改變，但印度人對於英國殖民主義還是深有了解的。

　　印度獨立時，就有人提出不用“India”這個詞，但由於面對實際治理問題，只能接受。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指出，“India”在歷史上被西方過度濫用，“東印度”、“西印度”、“印第安人”用的都是India這個詞。西方語境中，這個詞基本上等同於“殖民地的他者”。印度是英語國家，要經常面對這個詞，對很多印度人而言，這是一種無法爲外人言說的困擾和不適。

　　成爲領導者的婆羅多

　　G20峰會9日开幕時，莫迪身前的東道主“名牌”上的確寫着——婆羅多。人們已經知道，這不是一時起意，對此也無需感到驚奇。早在10年前，莫迪領導的人民黨的競選口號就是“一個婆羅多，偉大婆羅多”（One Bharat, Great Bharat)——前者說的是內政，後者對應着外交，表達了印度提升國際地位的強烈愿望。

　　印度無疑是個大國，不論從國土面積、人口規模，還是從地緣位置、歷史文明上看，都是如此，印度人自己也這樣認爲。尼赫魯曾說過：“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在尼赫魯時期，印度雖然還不具備相應的經濟規模和軍事實力，但仍與中國、印尼、埃及等第三世界國家成功舉辦了1955年的“萬隆會議”。1961年，尼赫魯與鐵托共同主導了“貝爾格萊德會議”（Belgrade Conference），成立“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在獨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印度艱難地維持着“战略自主性”，在大國之間周旋。與理想主義的尼赫魯不同，莫迪是個實用主義者。莫迪於2013年10月在金奈發表的一次演講中明確說：“印度的外交政策應該建立我們文化、傳統、實力、經濟、貿易，和战略安全的基礎之上”。翌年，他當選爲印度的總理。時代也不同了。現在的印度，人口規模已超過中國，成爲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伴隨人口紅利的，是強勁的經濟增長。2021年當全球經濟還在爲新冠疫情所苦時，印度GDP增長達到創紀錄的 9.05%；今年二季度增長7.8%，是發展中大國裏最快的。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爲，它將成爲下一個經濟強國。與此同時，印度的軍費預算達到738億美元（2023年），列全球第三。

　　G20由世界上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組成，包括“金磚國家+”和“西方七國集團”。印度政府作爲東道主，在G20峰會的場合公开用“婆羅多”指稱自己，雖然不排除還有其他的政治考慮，但其宣示印度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意圖呼之欲出。就像其外長蘇傑生說過的那樣，“（印度）要成爲領導者，而不僅僅是（大國間的）平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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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印度爲什么要改稱“婆羅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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