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的那個下午，我坐在回京的動車上，看着不斷打進來的採訪電話，惴惴不安。鄰座的兩位阿姨大聲用鄉音討論着特朗普的當選。我承認自己當時的不理解乃至迷惑，但同時也慶幸在大概一周之前就公开提出的那個觀點：無論誰當選，美國政治都將進入“特朗普時代”。

　　這兩天，看到手機上關於美國國會衆議院議長麥卡錫被罷免的消息推送，我多少又有了一些同樣的感覺。毫無疑問，在美國國會政治意義上，麥卡錫如今的出局完全堪比當年特朗普的當選，這是一種繼續、一種升級、一種滲透到美國政治每個分支、每個環節的巨變。必須看到，雖然特朗普已離任將近三年，但美國政治仍未走出“特朗普時代”。甚至，隨着2024年大選的不確定性，這種狀態將由這位前總統本尊再次確認。

　　什么是“特朗普時代”？

　　那么，什么是“特朗普時代”？我們最爲直接的回答大概就是關於特朗普個人的所有意料之外，是特朗普式的種種。但深層次講，這個或許誇大其詞的概念希望框定的是一種由共和黨先發起的、尚無明確方向或結論的、極可能將持續較長時間的政黨重組過程。

　　從歷史上看，政黨重組可能在2016年前後就已預定，但特朗普的闖入讓一切變得極具不可控的張力、徹底超越了任何劇作家的想象。隨後，突發的疫情、短周期的經濟、長周期的身份政治紛至沓來，讓這一次的政黨重組增加了空前量級的變數，讓這個所謂“時代”更加狂野地呼嘯而來。

　　我同意那個觀點——“否決政治”在“特朗普時代”已升級到“報復政治”。否決說的是，兩黨可能還能認知到同一個問題，但卻不認同彼此不同的解決方案；報復則是，兩黨完全不認同對方的認知、身份甚至價值，這種不認同可以上升爲對於“他者”的排斥乃至徹底憎惡，進而要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對手。有意思的是，這次來自佛羅裏達州的馬特·蓋茨對於麥卡錫的指控和罷免動議，事實上更像是公報私仇，是因私人恩怨而起，也算得上是某種報復，但可能未必到兩黨之間的“報復政治”那么“高級”。

　　當然，無論是否屬於“報復政治”，麥卡錫被罷免背後的核心還是在於政黨政治的持續演變，在於這種演變對於美國現行政治漸進卻驚人的反噬。

　　在漫長的政黨重組過程中，兩黨各自內部的分化、碎片化或部落化的態勢並不鮮見。當年的南方民主黨人，在黨爭舞台上的所作所爲早已成爲令很多研究者流連的經典話題，那段時間曾被我稱爲是“黨內鬥、黨間合”；現如今，共和黨內部的“自由連线”或者說極端派卻無法與任何一方合作，即“黨內鬥、黨間鬥”。我們當然不能將共和黨極端派與民主黨一起罷免麥卡錫理解爲是一種“合作”。兩黨各自內部的重要派別，面對着不同的境地，應該是兩黨在政治光譜所處地位差異性所決定的。再具體一些，就在前不久的第117屆國會衆議院（2021-2022），佩洛西同樣面臨着極微弱多數優勢（222比213）的現實，卻能在總體上馴服了那些民主黨極端自由派，而如今麥卡錫卻無所適從。

　　你可以懷疑，佩洛西的手段是不是更爲老到；你也可以有疑問，蓋茨到底是不是AOC（編注：民主黨激進左派衆議員，全名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共和黨倒像；但你必須承認，一個選民多元進而強調不同身份、群體之間利益勾兌的民主黨，往往更容易平衡。而一個選民單一而更熱衷於理念交鋒的共和黨，則更易內訌。

　　麥卡錫被罷與“特朗普時代”真正的變化

　　變化中的兩黨到底如何塑造了美國政治？特朗普的當選與執政對美國總統制的影響，毫無疑問是很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我極其初步的感覺是，特朗普的四年對總統制的衝撞是生態意義上的而非制度意義上的，他讓世人看到了美國總統制的幾乎所有角落。但必須看到的是，麥卡錫被罷免所展現出的政黨政治的影響，極可能將是在制度至少是規則意義上的，進而其影響可能更加持久。

　　對比而言，總統與國會對政黨影響的敏感度顯然不同。政黨對總統制的影響，可以在於提名、初選、選舉等產生過程，但並不是更多體現在執政過程；但政黨對國會特別是國會內部運行規則的塑造卻是顛覆性的。多數黨與少數黨形成的對比與互構，在國會兩院不同規模的映射下，不斷爲國會形成了賴以生存與運行的規則。比如，在國會參議院當中，南方民主黨人的長期在任與至今仍然起作用的資歷制密切關聯。又如，拿出那本極爲經典的《立法利維坦：國會衆議院中的政黨政府》（Legislative Leviathan：Party Government in the House）裏的說法，國會衆議院的多數黨借助自身在投票中的控制權以及規則制定權，逐步攫取了整個國會衆議院的權力，形成了所謂“立法卡特爾”（legislative cartel）。所有多數黨成員爲了避免集體困境而授權給多數黨黨團，或者說直接授權給代表多數黨的議長，由後者代表多數黨甚至代表衆議院來推進議程，讓整個衆議院看上去如利維坦般龐大卻協調。

　　而今，麥卡錫被罷免意味着一個蓋茨，或者8個共和黨極端派，就可以挑战其他所有多數黨成員及其所授權的議長。這就是說，國會衆議院正在放棄所謂的“集體主義”，轉而去效仿專屬國會參議院的“個人主義”，而這會否是一種國會衆議院的“參議院化”？如果未來任何一個或一些國會衆議員只是因爲自己持有極端立場、愿意冒風險挑战黨團，就可以順利獲得權勢與影響力的話，國會衆議院的基本規則將被徹底形同虛設。

　　所以說，當麥卡錫在本屆國會之初爲了出任議長而接受了一系列規則改變的時候，他被罷免的劇本就已寫就，他自己放棄了保持“立法卡特爾”最爲基本的規則工具，親手將國會衆議院政治放逐到了蠻荒的未知之地。“立法卡特爾”如果就此瓦解，就非常難以重建，或許需要極長時間。這樣看來，“特朗普時代”美國政治的真正變化才剛剛釋放效力。

　　沉沒於巨變的共和黨幹將們

　　第110屆國會（2007-2008），是我真正意義上關注、研究的第一屆國會。那時，42歲的麥卡錫剛剛當選國會衆議員、走上國會山，37歲的保羅·瑞安开始躋身於委員會領袖層，出任了預算委員會首席成員；44歲的埃裏克·坎托已在共和黨首席副黨鞭的職位上做了四年。也就是在那一屆國會，三位共和黨中生代精英聯手組建了所謂“新槍手項目”（Young Guns），旨在爲當時在國會衆議院處於少數的共和黨招募更多合適角逐國會選舉的新人選。

　　2010年，提供理念的坎托、專攻政策的瑞安、協調關系的麥卡錫攜手完成了一本叫做《新槍手：保守派領袖的新世代》（Young Guns: A New Generation of Conservative Leaders）的暢銷書，頗有與剛剛完成“奧巴馬醫改”立法的年輕民主黨總統叫陣的意味。也是在2010年，茶黨運動崛起爲一種被共和黨人接受的標籤，至少138位共和黨候選人自稱具有茶黨色彩，最終共和黨重掌國會衆議院多數。

　　四年之後，已出任多數黨領袖的坎托在初選中被茶黨候選人擊敗，成爲美國歷史上首位初選失敗的衆議院多數黨領袖。又過了一年，由於時任衆議院議長約翰·博納的辭職，身爲籌款委員會主席的瑞安在多輪博弈後意外出任議長，但卻在2018年徹底放棄國會衆議員連任，從此淡出華盛頓。2022年，共和黨再次回歸多數，麥卡錫最終等到了機會，但等來了卻是9個月的議長生涯，成爲了美國歷史上任期第三短的國會衆議院議長。

　　在強調保守理念的共和黨面前，最適合出任議長的坎托被更爲保守極端的理念斷送，最不愿出任議長的瑞安選擇全身而退，最不適合出任議長甚至不惜毫無底线地修改規則的麥卡錫最終自食其果。昔日的三位共和黨新世代幹將，不但沒能代表共和黨的未來，反而卻先後沉沒於巨變之中。

　　特朗普之後，美國無暇反思

　　麥卡錫之後，共和黨不得不尋找一個在華盛頓代表自己的新面孔。這個新面孔要么擁抱“特朗普時代”而激烈黨爭，要么繼續接受蓋茨們的挑战而步履維艱。這種兩難會有比較明確的有助於推進政黨重組的效果：強化特朗普在共和黨內部的地位，強化共和黨無法自我協調的困難現實。

　　在特朗普執政的時候，美國同行曾經推薦過一本書，叫做《特朗普之後的國家》（One Nation After Trump），核心觀點即認爲特朗普將成爲美國認真反思、痛定思痛、改善自身的機會。當然，這大概也是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聊以自慰的某種篤信。不過，問題在於，“特朗普時代”或者是這個特定的美國政治調整階段仍在張牙舞爪、毫無去意之時，美國又如何有闲暇去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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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麥卡錫被罷免與張牙舞爪的“特朗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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