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基金用投資來確保和平

2年前

主權基金用投資來確保和平

主權投資基金絕不是具有同樣特質的投資者群體，而是更加多元化的投資者群體。主權投資基金可以通過支持國內領先企業或开闢全球新的數字領域，在構建技術壁壘方面發揮作用；同時，也可以幫助不同國家建造溝通橋梁，促進共同利益的實現。令人驚訝的是，最好的例子也是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兩國互爲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中國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中國的外匯儲備由兩家主權基金管理，一家是中投公司，另一家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它們把錢投到了哪裏呢？其中大多數都投資了美國。僅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就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除了債券市場，它們還投資於更爲廣泛的公开市場，例如挪威基金。中投公司管理着多元化的投資組合，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私募直接投資等另類資產也佔有較大比重。盡管如此，中投公司的大部分投資組合仍是美元資產。一些人認爲，如果中國拋售數以萬億計的美元資產，美國的金融市場將遭受重創。中國作爲美國政府的最大債權國（有時中國是第二，略低於日本主權投資基金持有的美國國債），即使中國僅僅拋售它自己持有的美國國債，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也將飆升。市場普遍認爲，這將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中國會這樣做嗎？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爲對於主權投資基金對東道國的投資而言，當投資規模較大時，投資的進入和退出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理性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爲這樣做也會嚴重傷害中國的利益。如果美元和經濟遭到破壞，中國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國民儲蓄也將消失。此外，中國將不再享受陷入困境的貿易夥伴的貿易順差。美國對中國採取懲罰性貿易行動也是如此。中美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見圖1）是如此之密切，以至於一方試圖對另一方造成痛苦的任何努力都會對雙方造成同樣大的傷害，這很可能促成了中美持續近兩年後於2020年2月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圖1、美元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投資循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階段，日元兌換其他貨幣的匯率大幅下跌（這一點與市場預期相反，作爲一種避險貨幣，市場預期日元應該在新冠肺炎疫情消息出現時升值），評論員將這種反常現象歸結爲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准備增加其投資組合中全球資產佔比的計劃（並因此賣出日元以實現這一目標，在疫情通常會導致日元升值的情況下壓低日元匯率）。雖然沒有人對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故意壓低日元相對於其他貨幣匯率的行爲進行指責，但似乎有證據表明，如果它想這么做，它也是可以做到的。圖片來源於網絡主權投資基金持有的外國資產作爲金融工具（武器）可能會讓人們想起20世紀的冷战時期，當時，蘇聯和美國面臨着全面核战爭的風險——帶有核彈頭的導彈同時在大氣層外飛馳，在第一波攻擊的瞬間就可以將對方毀滅殆盡。這一战略被稱爲“相互確保摧毀”（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簡寫爲MAD），意思是指雙方都擁有可靠的二次核打擊能力，即在對方首先實施核打擊後，己方仍能生存下來，並具備完全摧毀對方的核報復能力。這種對“相互確保摧毀”的共同理解影響了蘇聯和美國處理兩國之間衝突的方式，導致核战爭風險變得更小。同理，主權投資基金可以作爲地緣政治力量平衡的工具。對於那些經濟實力超過其他領域實力的國家來說，這方面可能會特別重要，因爲它們的全球投資可以提升自身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經濟獨立性。一般來說，主權財富基金在東道國的投資，會導致東道國政府重新評估它與主權財富基金母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尤其是，東道國准備採取任何敵對行動之前都必須考慮到，失去與外國主權投資基金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帶來的成本將持續增加。新加坡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都是頂級主權投資基金，具備在全球範圍內擴張的能力，始終保持着數字革命前沿領域的領先優勢。它們的資本實力增強了新加坡在地區和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影響力。作爲一個歷史上屬於中華文明圈，同時缺乏自然資源的富裕小國，新加坡成爲中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精明的主權投資基金給出了一個絕佳的例子，說明了一個小國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提升自己相對於大國的地位。例如，到2019年，淡馬錫已將它投資組合中的26%（超過500億美元）配置到了中國。我們在前幾章回顧了淡馬錫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在中國數字經濟重要領域的投資活動，不僅如此，兩家公司是中國許多資產（如商業地產和基礎設施）的主要投資人。除了享受投資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增長奇跡帶來的財務回報，這個小小的城市國家還獲得了額外的好處。新加坡的主權投資基金的例子向質疑它們的國家表明，每個國家都有機會打造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除了通過向中國投入資金、技能和專業知識來打造良好形象，新加坡的主權投資基金還充分展示了投資流向更大經濟體的好處，或許還可以微妙地讓東道國關注到，兩國關系不穩定可能會帶來的經濟和相應的附加成本。這個“老謀深算”的國家唯一的自然資源就是它擁有的受過良好教育並勤奮工作的國民。新加坡政府採取了非常明智的策略。換句話說，主權投資基金作爲某種意義上的平衡穩定器，使得較小的國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獲得更多的地緣政治實力。如果我們用主權基金的價值來衡量它們行使此類政治職能的潛力，那么觀察這些頂級基金的母國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例如，像穆巴達拉投資公司和卡塔爾投資局這樣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主權投資基金分別屬於阿聯酋和卡塔爾，這兩個國家歷史上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影響力並不高。但是，現在它們展示出了比以往更加強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見圖2）。這些新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其總部不再設在紐約華爾街、倫敦金融城、香港中環，而是在奧克蘭、都柏林、蒙特利爾、奧斯陸、利雅得，以及阿塞拜疆、埃及、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和阿曼等更具異國情調的地方。圖2、主權投資基金投新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比制衡世界主要大國更爲重要的是，主權投資基金可以促進經濟合作，以實現“相互確保繁榮”（Mutual Assured Prosperity，簡寫爲MAP）。同樣，以中國和美國爲例，這兩個經濟體都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資本流動中受益匪淺。對中國來說，國內經濟增長迅速；對於美國來說，它的消費者喜歡更便宜的iPhone，更少的抵押貸款成本（更低的利率）和更小的稅收負擔（充足的外國資本）。中國和新加坡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的深厚關系也是如此。這就解釋了爲什么近年來主權投資基金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它們聯合开展了大量投資並共同促進了經濟發展。前幾章分析了許多主權投資基金之間的聯合投資，在第五章中，我們看到許多國家都在有意識地利用本國的主權投資基金作爲平台，吸引外國資金培育本國的創新生態系統。當然，當東道國和母國擁有各自的主權投資基金並雙向开展跨境投資時，“相互確保繁榮”表現得最爲明顯（見圖3）。然而，即使是通過單邊投資也可以實現“相互確保繁榮”。通過將資本投資於東道國的經濟發展，主權投資基金（以及身後的母國）本質上是在購买東道國未來發展的股票。這些投資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創造了許多共同利益，爲雙邊關系增加了和平與安全保證。圖3、從“相互確保摧毀”（MAD）到“相互確保繁榮”（MAP）總而言之，2020年及以後將有更多的主權基金成立，這並不令人意外。自1953年科威特投資局成立以來，主權投資基金的數量和規模都在不斷增長。今天，這種勢頭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強勁。總體來說，主權投資基金被視爲非常年輕的“社區”，其中大部分“居民”是“Z世代”和“千禧一代”。越來越多的國家开始考慮建立自己的主權財富基金，無論是爲了更好地利用貿易順差、爲子孫後代儲蓄自然資源財富，還是推動本國經濟增長。主權投資基金群體的擴大將強化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類似於歐盟這樣通過經濟合作促進國際和平、安全和繁榮的契約。通過主權投資基金之間的合作，中國、美國、歐盟、日本和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有望達成新的平衡，在日益分裂的科技世界中共同推動創新。這一點對於共享數字未來至關重要，因爲數字經濟的核心是貿易、資本、人才、技術和數據的自由流動。正如本書所總結的，毫無疑問，主權投資基金——包括主權財富基金、公共養老基金、國家發展基金和各類新型政府投資基金——已經成爲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中的“超級資產所有者”。主權投資基金絕不是具有同樣特質的投資者群體，而是更加多元化的投資者群體。主權投資基金擁有強大的力量和影響力，決定着全球資本市場和數字經濟的未來方向。主權投資基金的出現意味着世界經濟力量版圖發生了重大變化。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基金首次與經合組織的金融巨頭平等競爭。此外，它們對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使得它們有機會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沿領域，對美國和德國等傳統創新強國構成了挑战。因此，新的創新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球湧現。新興經濟體變得越來越聰明，越來越有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主權投資基金將使得全球地緣政治力量重新達到平衡。鑑於主權投資基金的資本影響力和長期投資視野，它們在推動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方面處於獨特的地位。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支持了一個標准的觀點，即主權投資基金可以爲經濟和政治帶來獨特的正面影響。本書強調了主權投資基金的正面影響力，並將本書的重點聚焦於此。相比之下，國際上執着於主權投資基金的負面影響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則完全是短視的。因此，我們不應再回避這樣一個現實：主權投資始終既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相反，我們提倡所有的利益相關方採取均衡政策爲應對手段。本書僅僅是未來全球對話的一個起點。最後，希望我們——無論是主權投資基金的投資人、科技獨角獸、風險投資基金、金融公司、政策制定者、學者還是普通大衆——都能夠在現代政治背景下對主權投資基金有更爲全面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對它們進行分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一起走向一個更加穩定、共同繁榮、持久和平的時代。 《價值捕手：主權基金如何重塑數字經濟的投資模式》 原名：The Hunt For Unicorns 作者：馬文彥，保羅唐斯譯者：蔣焰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