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鑑防止再走战爭老路——訪日本歷史學家石田隆至
1年前

  新華社東京7月8日電 專訪:日本應以史爲鑑防止再走战爭老路——訪日本歷史學家石田隆至

  新華社記者郭丹

  “日本雖然有被稱爲放棄軍隊和战爭的憲法第9條,但這也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战爭、期待和平,與自身認識到不再重復战爭期間犯下的錯誤相差甚遠。”日本歷史學家石田隆至日前在東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一邊回顧歷史,一邊表達對當下日本重走战爭老路的擔憂。

  石田隆至長期從事日本近現代史、日軍侵華史研究,現任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副研究員。他與明治學院大學教授張宏波合作在日本新近出版了一本講述新中國對日本战犯審判與战犯歸國後的和平實踐一書,引起中日兩國史學界關注。兩位作者通過對數十名侵華日軍战犯的深入採訪以及對大量一手檔案資料的研究,還原了新中國對日本战犯審判的歷史。

  該書認爲,新中國對日本战犯審判的歷程不僅定性了日本對战爭應負的國家責任和战犯的侵華罪行,更反映了新中國爲實現和平所做的努力與探索,以及爲开創嶄新的對日關系所貢獻的勇氣與智慧。

  石田隆至說,去年年底日本通過了新版“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義爲“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性挑战”。日本政府違背事實煽動周邊國家威脅、大幅增加防衛費、強化防衛力量等做法讓許多日本民衆深感不安。他們的新書通過引述战犯的真實證言,能讓更多日本民衆重新正視日本在二战時期犯下的罪行,並了解新中國延續至今的和平外交理念。

  石田隆至介紹說,從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到南端的九州島,他和張宏波共採訪了40名战犯及40多名家屬,他們還多次前往中國,採訪了20多位參與战犯審判的中國司法機構人員及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歸國战犯與日本國內其他战爭親歷者對日本侵略战爭的認識有明顯不同。

  “參加過侵略战爭的普通日本軍人,並不認爲自己在战爭期間的所作所爲是战爭犯罪,而會把原因歸結到國家命令。即使他們回憶战爭中的苦難,也絕不會提及自己的罪惡。”石田隆至說,“而經過新中國審判的日本战犯能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日本對中國發動的战爭就是侵略战爭,是战爭犯罪。這批人認爲,只有將這段战爭加害的歷史講述給更多人,才能承擔曾經的加害責任,是深化反省、‘贖罪’的唯一有效方式。”

  石田隆至舉例說,曾經在中國對战俘和平民進行過活體解剖的战犯湯淺謙就是战後在日本現身說法的代表。在經歷了新中國對日本战犯審判後,湯淺謙深刻反省和懺悔。他回到日本後,面向社會講述其加害經歷超過600次,是加害證言活動的標志性人物。

  石田隆至說,湯淺謙在演講中重點反思自己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時曾經“忘記了”做過活體解剖,直到战犯管理所要求其對罪行進行供述,他才想起那段殘忍的經歷。湯淺謙反復把“忘記了”的經歷講述給不了解战爭的民衆聽,告訴他們“忘記”意味着根本意識不到應承擔的加害責任。這種战犯親身講述犯罪經歷的活動,讓許多未經歷過战爭的日本下一代开始深入思考战爭究竟是什么,思考日本社會該如何面對受害者和受害國等問題。

  石田隆至表示,這些歸國战犯在日本开展的和平實踐活動,影響了不少战後出生的日本民衆。在日本山陰地區,有一個在战犯難波靖直倡議下、由年輕人組成的反战和平運動團體——牽牛花會。這些年輕人花了約10年時間整理出版了战犯們在管理所時期的集體回憶錄,成爲傳播真實歷史、傳播和平的繼承人。

  “這些战犯回到日本後开展的反战和平活動與不承認战爭加害歷史、不想提战爭歷史的日本人形成鮮明對比,也成爲審視战後日本社會如何面對那場战爭、如何逐漸背離和平原則的一面鏡子。”石田隆至表示,無論日本政府層面還是市民層面不僅極少有人“承認侵略”,還將認罪歸國战犯視爲被“洗腦”的異類,不斷排斥和打壓他們。

  石田隆至表示,日本战後不但不肯誠實地向曾經侵略過的中國道歉,反而與美國一道封鎖、圍堵新中國,這足以表明日本在對華侵略問題上的認識和態度。如果日本不正視過去的加害歷史,而僅追求憲法提及的空洞的和平理念,最終將會拋棄和平憲法,重蹈战爭覆轍。

  石田隆至說:“在21世紀更加復雜的國際形勢下,重溫新中國對日战犯審判歷史,是我們對日本政府停止走上战爭道路的和平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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