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軟件產業正在跨過拐點
1年前



越是大的船,掉頭也需要更長時間,但是一旦啓動,就會釋放巨大的動能。


來源  /   板哥在寫 

作者 /   板哥   

每隔1-2年,中國的軟件產業、投資行業,都會對於中國的軟件產業的現狀、未來、前途,進行一輪激烈的討論,這背後是中國的軟件產業的冷熱不均、信心大幅波動的產業周期。

中國是一個高速發展、國情復雜、產業多元的大國,這種對於產業的多空預期進行辯論的情況是正常的。

我剛好這兩天在成都參加騰訊雲的SaaS加速器的結營,和很多同學都聊了這個話題,有了挺多的感觸,“中國的SaaS”本來就是一個的標籤,但是這個標籤被承載了太多的期待和想象,也集中代表了中國的經濟在新舊動能轉換、新舊代際轉換中的挑战和矛盾。

中國的SaaS、軟件產業有?我認爲這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而且我認爲這個產業是中國未來的20年,最好的產業之一,是一個至少20年能夠增長20倍的產業(每年20%左右的復合增長率,持續20年),我的樂觀的理由,其實和多數的軟件行業的創業者是一樣的,我自己歸納下來其實就是:計算機的摩爾定律 * 積累的復利效應,這個和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的邏輯,沒有什么區別。

只要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軟件技術的歷史足夠了解的人,沒有人會真的懷疑,中國的數字化經濟的規模,軟件產業的規模,會達到非常高的規模,中國軟件產業也會孕育出很成功的企業。 

人們幾乎找不到在宏觀層面看衰中國軟件行業的理由,在和軟件產業高度相關的消費互聯網、新能源汽車、遊戲、手機、通信等行業,中國都已經是規模第一、增速第一。

軟件行業的區別在於,宏觀層面的積極因素,和悲觀層面的消極因素,有着很突兀的反差。這種反差中間沒有過渡地帶,也缺少合理的解釋,對於軟件企業的經營決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我想很粗淺地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爲什么中國的軟件行業,會有巨大的樂觀-悲觀的波動,這種波動是所有的從業者都深有感觸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的軟件產業從曲折前進到健康發展的拐點會在什么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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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爲什么中國的軟件行業

會有巨大的樂觀-悲觀的波動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觀察是:中國的軟件行業,在過去的10年之中,選錯了發展的兩個參照系,一個是美國的SaaS產業,一個是中國的互聯網平台,這兩個參照系,直接導致了中國的資本市場、投資者、創業者,對於軟件產品、軟件業務,有了脫離產業規律、脫離技術規律、脫離市場需求的錯誤預期(預期太高了,預期也太急了),進一步導致了行業出現了過度的競爭(比如,2019年-2021年),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度的收縮(比如,2022年-2023年)。

中國的軟件產業之所以會遇到挑战,並不是因爲中國的軟件產業沒有需求、沒有增速、沒有政策支持。

任何一個行業的發展,底層的動力只有一個,是否能夠提高生產率,具體來說,是有提高有需求的商品的生產率,從而能夠帶來更高的資本回報率,吸引更多的資本進入、人才進入,擴大生產、擴大市場,從而帶來了產業的發展。

顯然軟件行業是符合這個條件的,中國的軟件行業在過去的30年,也一直都是高於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和利潤率的,也吸引了足夠多的人才和資本的參與。

我們假設,A、B、C三個時間點。A點是中國剛开始改革开放的綜合工業水平,B點是中國今天的電子信息(包括toC和toB,軟件和硬件)的發展水平,C點是中國10年後的軟件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產業規模。

基於A點到B點的成就,幾乎所有人對於B點到C點的發展預期、發展信心,都是非常明確的。真正的分歧和困惑,是從B點到C點的路徑和時間,也就是路线問題和節奏問題。

中國軟件行業,對於什么是正確的路线、什么是正確的節奏,一直都是以美國的軟件產業作爲唯一的參照系,在過去的5年的SaaS投資的熱潮中,這個參照系的權重被進一步放大,因爲當時美元資本是最大的LP,納斯達克是最大的資本市場,軟件股是最大的板塊。

美國的軟件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其產業基礎、產業規模、產業利潤率,是建立在美國的科研實力、資本市場、經濟規模的絕對領先的背景之下(1960-2020年的60年的軟件產業的大周期),全球最頂尖的軟件人才,都會前往美國去尋求發展,美國所有的大企業都在买軟件。

很少有國家,會認爲自己可以復制中國在工業上取得的艱難突破和巨大成就,但是中國的軟件產業的參照系,一直以來就是美國的軟件產業。

之所以美國的參照系對於中國的影響很深,一方面是因爲美國是軟件、互聯網、SaaS這些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源頭,一方面是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取得了和美國接近的成就,這個成就也極其耀眼,讓中國的軟件產業,也被給到了很高的預期。 

因爲軟件產業就是世界上最前沿、最復雜的產業之一,有着非常長的一個產業鏈,要積累這個產業的經驗、知識、人才,本來非常漫長的,這個事情本來就不可能簡單,但是在中國,軟件產業不僅要追上美國,而且要以直线追上,被認爲是理所應當的,在這種預期之下,情緒上的波動和落差就是在所難免的。

中國因爲巨大的市場規模、人口紅利優勢、舉國體制優勢,所以在城市化、工業化、全球化的三個紅利疊加的周期之中,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穩定的、持續的高增長(1980-2020)。持續的增長、不斷的進步,就是大多數的軟件投資者和創業者,關於經濟發展唯一的體感。

人們一方面認爲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理所應當的,也認爲新的產業,也應該保持這樣的增長。但是人們忽略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國的1980-2020年的增長周期,是因爲1950-1980年,在不斷的進行基礎條件的積累,這前面的三十年的積累,人們同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很難表達在GDP的增速上。

只要把增長預期、回報預期,放到一個合理的區間,有一個復利增長、綜合增長的战略框架,都會發現軟件行業是很有吸引力的(還有什么產業,可以保持20年以上20%的穩定的復合增長率),剩下的問題其實就是Who和When。哪些軟件企業能夠實現復利增長,什么時候復利增長會達到臨界點。

02

拐點到底什么時候到

我認爲其實就是2022年-2023年的這兩年的時間,我看到的供給側、需求側的變化,讓我相信,我們已經越過了拐點,中國的軟件產業其實已經進入了新的周期。

ToB的軟件就是產業的基礎設施,產業的生產活動、經營活動,是建立在軟件的基礎設施之上的。

任何基礎設施,都有一個基本屬性,就是要達到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才能夠展現出效率上的優勢,從而實現對於上一代的基礎設施的替換。高速公路、鐵路、通信,都是如此。10年的周期裏面,8年積累,2年爆發,這就是時間尺度上的二八定律。但是人們往往不愿意接受8年的積累,只想要2年的爆發,這是違背物理規律的。

決定軟件產業的增長速度、收入規模的幾個基本變量:消費者的收入水平、企業的利潤水平、基礎軟件&基礎硬件的普及、軟件人才的規模、軟件技術的發展。這幾個變量,都是以確定性的趨勢在爬坡的,而且沒有一個可以用非线性的速度突然膨脹,都是一步一個腳印積累出來的。 

中國的任何與生產力相關的基建的投資,政府的公共支出,都是最重要的支出,在過去的10年之中,中國政府在投資的基建,是三個鐵家夥,高鐵、5G鐵塔、地鐵。一個東部省份的一條地鐵建設的投資,就可以佔到中國一年裏所有的軟件公司的一級市場的投資總額。上海19號线一公裏的投資額是20億,這條线的長度是48公裏,將近1000億的投資額。

其實從2019年开始,中國政府就已經开始對軟件佔比很高的新基建,也就是雲計算、AI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這背後的底層邏輯是,只要可以充分拉動生產力的基建,中國政府都有足夠強的動力與責任去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這是保持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的核心战略。

上一代基建的投資只要進入飽和期,中國政府一定會面向新一代的基建,啓動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這是中國政府在過去的70年裏面,最穩定的一條政策設計的主线,無論中國再窮的時候,都是如此,沒有任何的搖擺。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也有自身的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周期,越是大的船,掉頭也需要更長時間,但是一旦啓動,就會釋放巨大的動能。

數字化的基建,在經濟和政策屬性上,其實和傳統的基建,並沒有太多的區別。中國從90年代开始投資的通信技術,就是第一代的數字化基建。中國過去30年在通信技術、通信設施上的投資,總量是全球第一的。

我們今天總是把軟件創新、軟件生意和硅谷聯系起來,就像30年前,我們總是把通信技術的創新和生意,和美國、北歐聯系起來。而今天全球通信技術的創新中心,就是中國的深圳。

經過過去的5年的大型軟件項目、硬件項目的建設經驗的積累,現在體制內已經有很多高級別的領導幹部,對於數字化技術的熟悉程度、理解深度,已經不弱於大型企業的CIO,甚至是軟件企業的創始人。 

供給側最重要的變化(其實核心變量就是企業軟件的綜合成本的下降),其實就是雲計算的普及、復合型軟件人才的普及。

雲計算,無論是公有雲和私有雲,在中國的普及率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企業軟件的部署成本、運維成本,都出現了實質性的下降。作爲一套企業級的數據挖掘平台,我們自己的平台產品,已經可以在一天之內完成部署,在4年前,這個時間需要至少一周以上。

在過去的5年之中,大量的重點院校的大學生、研究生,都學過了Python。幾家主流的在线IT培訓機構上,上過了Python入門課程的學員是超過了1000萬人的。這意味着,中國現在有3000萬左右的年輕人,是會寫Python的。這種現象,類似80年代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潮,上一個學習熱潮的驅動是全球化,這一個學習熱潮的驅動是數字化。

人們今天也很難想象,30年前中國人和外國人做生意,都是要帶着翻譯這個崗位的。

很多大型國企的總部,包括三大運營商、六大國有行,在過去的3年之中,也陸續开始針對年輕員工,以幾千人、上萬人的規模,進行持續的Python培訓、數據分析技能競賽。

也就是說,中國的企業內,經歷了初步的軟件教育、掌握了初級的开發技能的員工總數,現在是大於整個軟件產業的從業人數的總量的。

這些經過了Python培訓(也有雲計算、SQL的基礎知識)的年輕人,本身就是數字化原生、互聯網原生的環境之中成長起來的,這意味大量的軟件產品的配置、運維、調試、實施的成本(這其實佔到了軟件產品的綜合交付成本的80%),其實是可以被業務部門中的數字化人才給覆蓋掉的,業務部門也开始能夠越來越清晰的提出,自己對於軟件產品、軟件技術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這在5年前仍然是很難做到的。

這意味着軟件產品在營銷、落地環節的成本,都在快速下降,只要價格战、惡性競爭停止下來,其實很多軟件公司、SaaS公司,都在今年實現了季度乃至月度的盈虧平衡。

一個投資規模巨大的基礎設施(比如鐵路、通信、軟件),當其邊際效益大於邊際成本的時候,其實就是其發展速度、投資規模進一步加速的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之前,領域的從業人員就是很艱苦的。

我個人的觀察是,中國的軟件產業,這個臨界點就是2022年-2023年,其代表性的指標,就是軟件產業的公共投資的規模佔比、雲計算廠商是否可以开始盈利、標准化的軟件產品的企業是否可以开始盈利,我的觀察是,在2022-2023年,陸續會有一批優秀的軟件企業,可以達到這個臨界點。

最後簡單聊下美國的軟件市場,我個人覺得對於中國的軟件廠商來說,出海是一個很好的战略選擇,背後的邏輯就是美國軟件的需求增長仍然很快,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即便在美國市場也是有競爭力的。我們公司也很認真考慮過這個選項。

但是出海並不是唯一的战略選擇,我認爲相比軟件出海去歐美市場,堅守在中國的軟件市場,可以抓住一個獨特的紅利,而且是在美國市場之中抓不到的紅利。因爲美國的軟件市場的需求還是太特殊了,其實並不能夠代表數字化技術真正的需求,以及真正的潛力。

數字化的進程,無論在美國、歐洲,還是其它地區,其實仍然是在很早期。未來的數字化的最大的增量市場,其實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以及類似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地方的需求有更豐富的層次,以及更薄弱的基礎。這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希望用更薄弱的基礎、更少的成本,得到更加豐富、更加強大的功能。

對於數字化技術來說,最大的市場,是全球市場,就是全球的消費者的生活方式(Shein、TikTok和米哈遊過去3年做到的事情),以及全球的生產制造的生產方式(這一點還沒有做到,但是一定會被做到)。

我相信到了10年後,我們不僅可以討論中國的消費互聯網、新能源汽車、遊戲對於世界的更大的影響,也可以探討中國的軟件企業,怎么借助中國的工程師紅利、產品經理紅利、公共數據紅利,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定義數字化轉型是如何實現的,定義人工智能是如何普及的。

我相信那個時候,這樣一套全球領先的經驗與實踐,會被稱爲“中國式數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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